是一体的两面，她越要在众人面前表现她的自信，就越说明她的自卑。
“天生我材必有用”，生命，每一个生命，都必须具有价值，生命，便是价值的实现和求证。个体生命的价值只有在群体中才能显现出来，再孤绝的生命，其价值都只能在别人的眼中得到求证。
“追名逐利”，不过是将生命价值的求证用一种比较通俗的话来表述罢了。这个词之所以总给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大概是因为它用了“追”、“逐”二字，在人的眼前制造出一个贪婪的形象。
也有人认为是沾了“名”、“利”二字，因为这两个字总让人联想到庸俗。事实上，“名利”真这样俗吗？当然不俗！如果将“名利”放到广义上去理解，“名利”不过是很原始、很自然的东西，追名逐利便也成了生命的历程的另一种表述。
可惜的是，名利的追求和获得，最终总要与名利的束缚和牵绊重合在一起，成名之后便有盛名之累，而且是名越大，就越累得厉害。于是，逃世，脱俗等麻烦事便来了，苦苦地追求名利之后，一旦拥有，对淡泊名利的追求便又来了。所谓“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
这样的矛盾本是有了社会以来，人类最古老，最长远的矛盾，世上人皆如此，三毛自然也不能例外。不过，绝大多数人都能顺应这种矛盾，情绪上不会有太大波动。但对于天生神经敏感，身心成熟阶段又在自闭于社会之外的状态下渡过的三毛来说，这个矛盾便成为无计可消除的内心深处的巨大痛苦了，这个痛苦伴了她一生。
叔本华有一句名言：“人生，真如一个钟摆！”
三毛的钟摆便在不堪红尘喧嚣，追求片刻安宁的逃世和难耐桃源寂寞，渴望人情温暖这两个极点之间作大幅度的摇摆。
1979年，荷西死后，三毛难忍悲痛，本想自杀，随荷西同去，念及双亲健在，实不忍为。她说：我愿意在父亲、母亲、丈夫的生命圆环里做最后离世的一个，如果我先去了，而将这份我已尝过的苦杯留给世上的父母，那么我是死不瞑目的，因为我已明白了爱，而我的爱有多深，我的牵挂和不舍便有多长。
所以，我是没有选择的做了暂时的不死鸟，虽然我的翅膀断了，我的羽毛脱了，我已没有另一半可以比翼，可是那颗碎成片片的心，仍是父母的珍宝，再痛，再伤，只要他们不肯我死去，我便也不再有放弃他们的念头。
——三毛《不死鸟》。
1980年5月到1981年夏，三毛在荒芜的大加纳利群岛的海边社区隐居了一年多的时间。
这次隐居是一次苦修——
望着那片牛羊成群的草原和高高的天空，总使我觉得自己实在是死去了，才落进这个地方来的。
——三毛《银湖之滨》
1981年5月，台湾新闻局驻马德里代表刘先生给三毛打了一个长途电话，邀请三毛回台北参加台湾1981年度广播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
隐居以前便决心要老死海滩，不回红尘的三毛在电话中一口回绝了，但放下电话后，她的心绪久久平静下来，思凡之心一动，便再也无法苦修下去，于是一个电话拨通家里，听见母亲的声音，便脱口而出：“妈妈，我要回家了。”
三毛回到台北，“三毛热”旋即席卷了台湾，三毛被评论界称为台北的“小太阳”，成为少男少女们狂热爱戴的青春偶像。
在红尘中呆久了，三毛又渴望做一个普通人起来。
1987年，台湾当局开禁，准许台湾部分居民回大陆探亲，不愿人家叫她“台湾女作家”，希望人家叫她“中国女作家”的三毛，听到这个消息后，抱住邻居中的一个退伍老兵，又哭又喊：“我们可以回大陆了！我们可以回大陆看祖国了！”
三毛很快就制定好了回大陆的计划。
1989年，她第一次回大陆，回故乡，场面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她尽情地哭，尽情地笑，满腔“血浓于水”的故乡情挥洒得淋漓尽致。可是悲喜过后，三毛却感到一种乏力的虚脱，和乡亲们在一起时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所有的眼泪和欢笑，回想起来竟有些做作得像演戏，亲密的场面很多，深厚的感情内涵却挖掘不出多少。失重感困扰着三毛，同时，她的浓情似火的大陆行在台湾的家人中并没产生太大的反响，这加重了她的难过。
第二次回大陆，她慎重行事，轻易不暴露自己的行踪。对王洛宾的访问给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王洛宾的那个孤清冷寂，只有音乐的陪伴，没有世人的打扰的家，产生了一种依恋感，她渴望和那同自己一样，早年丧们的孤单老人同坐在门前看黄昏的晚霞和夕阳。她想，她和王洛宾在一起，便能使王洛宾的家成为他们的温暖宁静的桃源，没有尘世的暄嚣，也没有遗世的寂寞，她的心将安定下来，不再摇摆，不再流浪。
离开新疆后她去了出生地四川。在一次座谈会上，三毛快乐地说：“我一直在等你们同一个你们都很关心的问题，可你们一直没问，你们为什么不问我，你丈夫去世快11年了，你要不要再组建一个家庭？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这是三毛孀居11年，第一次自己主动提出关于自己再婚的话题。
然后，三毛又自问自答道：“我希望今后能回大陆来，也希望一位先生能让我爱让我敬他首先要能弥补我缺乏大陆生活的空白，用他的人生经验来指导我。”
三毛的这位先生，是不是已经有了实有的人，具体所指是谁，恐怕只有三毛自己和上帝才知道了。
第三次来大陆之前，她同几个好友的谈话，已流露出明显的准备定居大陆的想法。
在同王洛宾的通信中，她已把王洛宾当作她的知己，她甚至将一种人生的观望，人生的信仰，寄托在王洛宾的身上，她在他的声名被埋没了60年，却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在默默无闻之中仍不放弃对音乐的爱和追求的品质上，发现了一种人生境界，并将和王洛宾生活在一起看作是自己人生的升华和完满。
可是，王洛宾却让三毛失望了！
王洛宾以怎样的方式来生活，这本身并无丝毫不对的地方，三毛对他失望，并不能因此评判王洛宾的品质有问题，因为三毛的标准只是她个人的标准而已，并不能凭她的好恶来断定人的好坏。
三毛失望，是因为她把王洛宾视为了知己，但王洛宾并不是她的知己，他承担不了她对他的感情寄托和她的人生理想。
三毛答应了帮王洛宾拍戏，她不忍拒绝他，她答应了，答应得毫不情愿，答应得完全违背心意。
住进王洛宾家的第一天晚上，三毛在这个自己渴盼了这么久的地方，却失眠了，不是因为太激动，而是因为心中的激情已被磨耗得所剩无多了。
第二天清晨，三毛睁着一双整夜无眠的眼，演了一段“三毛访洛宾”。
三毛几乎像个木偶似的任凭导演的摆弄，机械地重复着别人的安排，心中说：来吧，你们想怎么样都行，三毛是一根蜡烛，他们说的，你们尽管拿去用吧，至于三毛，死好了，死好了三毛的拍戏任务便是：身穿睡衣，踮起脚尖，轻手轻脚地把那三盘从台北带来的“边疆民歌”录音磁带放在王洛宾的卧室门前，好让他起床后，在开门时有一个意外的惊喜送过的礼物收回来，以别人设计的方式重新送一次。
三毛没有发火，心早已麻木了。
所有的导演要求她做的细节，她全按照导演的标准来做了，可是脸上的表情却死板板的，一点也不生动。
拍了两次，均未达到理想的效果。王洛宾的戏倒是一次便成功了。
三毛面无表情地对导演说：
“对不起，我不会拍戏！”
声音里也毫无感情色彩。
导演害怕再一次得罪三毛，第三次拍的时候，拍了三毛踮起脚尖轻手轻脚走路的背影和一个看不出面部表情是好是坏的侧面，便草草收工了。
拍摄组撤离以后，王洛宾对三毛说：
“你是不是不开心？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不喜欢拍戏。”
“你的戏倒演得不错。”
王洛宾没听出三毛话语中的讽刺意味。他坐到三毛的对面去，看着三毛的眼睛，歉疚地说：“昨天晚上你点头答应时，我以为你是乐意的，是我照顾不周到，没有注意到你的情绪。以后，你不喜欢做什么，你一定要告诉我，好吗？”
王洛宾温柔的话语使三毛胸中凝固的冰块渐渐融化了：“洛宾，我不喜欢演戏，尤其是和你演戏，我们之间一切都应该是真诚的，不需要任何假装，你说对不对？”
“对。你放心，以后我不会再让他们叫你演戏了。”王洛宾和蔼地说。
“洛宾，我也不喜欢人多，我只喜欢同你单独在一起，谁也不要来打扰我们，我们自己安排自己，好不好？”
“好！”王洛宾爽快地答道。
只要三毛开心，不管是什么事，他都会尽力去做。他发现，在三毛这个比他小了整整30岁的女人面前，他竟有些迷失自己的感觉。这个发现令他不知所措，不知所措是包含着幸福甜蜜的。
三毛对王洛宾嫣然一笑，握住王洛宾的手说“：“洛宾，你真好！”
听到这句话，王洛宾的心就像被熨斗熨过一样，平展展的，温嘟嘟的，真是有说不出的舒适与快意。
王洛宾深情地凝视着三毛，告诉她：
“你记得吗？昨天晚上我在车上时说过要给你写一首歌。”
三毛想起昨晚她点头同意拍戏后，王洛宾是说过这么一句话，只是她当时心情低落，今天早上又木偶似的被摆弄了一番，这句话已经记不清楚了，现在，经王洛宾提醒才想起来。
三毛很难想象王洛宾一个晚上就为自己写出了一首歌，她一脸愕然地问：“你写好了？”
“没有写，它全在这里面。”王洛宾指着脑袋风趣地说。
三毛笑了，不愉快的情绪又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