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对谢迁也刻骨仇恨．焦芳出于私怨深恨彭华和谢迁二人，因为他们是江西余姚人，所以，焦芳对江西人，尤其是对余姚人，甚至南人都一概仇视，一概排斥，不仅限于他势力范围内，而且还借刘道之势排斥南人、江西人。他时常对刘瑾说：“宋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南人不可为相’，南人心胸狭隘、性格狡诈、奸贪邪恶。”他还特制了一张“南人不可为相图”献给了刘瑾。在焦芳的影响下，刘瑾也开始对南人有了偏见，不喜欢南人了。
此时，焦芳见又有一些余姚人受到举荐，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进行阻止。他找到刘瑾，怂恿刘道出面干涉。刘瑾上疏弹劾刘健，并连带上谢迁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非“万世之至论”，反对以，诬以“徇私援引”的罪名，又摆出司礼监大太监的“款”，扬言要将刘健、谢迁逮捕抄家，把周礼等人打入诏狱。李东阳认为罪名纯属莫须有，不能无缘无故处治朝臣，从中极力劝解，而焦芳却在旁边急切地调唆，恶狠狠地说：“纵然从轻处治，也该将他们除名”。结果，刘健、谢迁被罢黜为民，周礼、徐子元等人被发配戍边。本是一件利国利政的大好事，到了刘瑾、焦芳手中，便成了他们玩弄权术、铲除异己的阴谋手段。
此事过后，为了从根本上限制南人，防止南人占据重要职位，刘瑾、焦芳私自规定，两广、南直隶、浙江的官员选授不许选用邻省人担任；漕运都御史不许选授江南人担任；更有甚者，他们竟然下令余姚人不得授京官，据史料记载，这个主意正是出自焦芳。
正德五年，刘瑾、焦芳假借皇帝的名义，裁减江西乡试名额五十名，使一大批大有前途的读书人断了佳进之路；而乡试录取的人也没了机会和可能进京做官。同时，刘瑾和焦芳各自给足了自己的面子，擅自决定增加刘瑾家乡陕西乡试名额一百名，增加焦芳家乡河南乡试名额九十五名，美其名日“优其乡士”。
焦芳的地方宗派思想简直是不可理喻、极端好笑的，不论是不是他的同乡，只要是北人，他就有好感。凡听到北人升官晋阶了，他就喜形于色；凡是出自北人的观点明社会整体和个人发展的统一性。，他就大加褒扬，表示附和。相反，不论何地的南人，他一律厌恶，南人的观点他反对，南人罢免他欢喜。总之，只要是与北人沾边的，他就赞同；只要是与南人有关系的，他就反对。在议论古人的时候，他也以是北人还是南人为标准；是北人，则满口赞誉；是南人，则恶语诋毁。
但在对待具体的人时，焦芳又不论南人、北人，只要与他有害有碍的朝臣，一概视为异己。刘健是河南洛阳人，也算焦芳的同乡，但刘健为人正直，又自恃是顾命老臣，所以不巴结讨好焦芳、刘瑾等人，而且与閹党针锋相对，因而，焦芳、刘瑾将他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陷害他、排挤他。
在刘瑾专权时，焦芳为了讨好刘道，向他推荐了张綵，这张綵不仅是刘瑾的同乡，而且与閹党臭味相投，属一丘之，貉。他们结为同党，手操重柄，为非作歹。
奸人的勾结总是为了一己之私，当他们的私利受到了损害，便会不顾一切地打击报复，有时难免集团内部因为争宠夺利而勾心斗角，上演狗咬狗的丑剧。张綵靠着是刘瑾的同乡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保证。主要著作有与他人合著的《批判实，百般逢迎、由意奉承，大得刘瑾欢心，很快地，刘瑾便把吏部尚书的位置替他捞到手。官职提高后，张綵的势力也渐渐强大起来，而焦芳自以为对张綵有推荐之恩，经常找张綵办事，不是保荐亲信，就是安插私身，张踩依仗刘瑾的宠信，逐渐不买焦芳的帐，焦芳暗中蓄恨，天长日久，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
分赃不均是狼狈为奸者最忌纬的事，焦芳借刘瑾之名受了不少贿赂，张綵向刘瑾揭发了他，刘瑾听后，顿时心生嫌恶，经常找焦芳的岔子。焦芳因为他的儿子焦黄中廷试未得一甲而常常大骂主考官李东阳，刘瑾故意“公正”地指责焦芳。有一次还说：“黄中昨日在我家试石榴诗，非常拙劣。自己的儿子不争气，怎么反怪李东阳呢？”正德五年，四月间，宁夏安化王寘潘的叛乱被平息，朝廷想派使者前去安抚，焦芳打算让他的儿子焦黄中出使，乘机捞得升官进阶的资本。刘瑾便在众人面前申斥焦芳，并怪罪礼部官不该迁就焦芳的无理要求，焦芳感到万分窘困，他知道大势已去，朝廷中再没有他的立锥之地，再留下去也没有好日子过，便上疏乞归，辞官回到老家。
焦芳的政洽生涯虽然结束了，但他却侥幸保住了一条命，就在他辞官去职三个月后，刘瑾及其同党恶贯满盈，被送上了断头台。
不论焦芳的下场如何，他都是一位臭名昭著的奸佞，他的一生为世人所不齿
焦芳导演“黑吃黑”的丑剧
奸人结党，没有永久的同盟，他们总是为了一己私利而相互利用，一旦其中一方的目的达到、羽翼丰满，便不肯再与党朋平分秋色，于是巧使奸计，上演黑吃黑的丑剧。
温体位自从觊觎阁臣以后，便把入阁掌权做为自己的最大野心，千方百计伺机夺权。他与周延儒相互勾结，通过钱谦益事件打开缺口，一路杀向阁臣的要位。但是，温体仁在钱谦益事件中虽然露尽嘴脸，出尽风头，却没能抢得头彩，仅让周延儒渔翁得利，当上了东阁大学士。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温体位再次勾结周延儒，两人一明一暗，竟利用后金的反间计害死了大将袁崇焕，并使宰辅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浩等当权派连坐遭殃，从而又排除了一批障碍，他们通往野心之巅的道路更加平坦了。
温体仁通过钱谦益、袁崇焕两案兴风作浪，剪除了一大批异己势力，不仅大耍了个人威风，而且骗取了皇上的好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为进入内阁做好了准备。
在数次争夺权势的斗争中，温体仁锻炼得更加阴险狡狯，从此，他不断变幻伎俩，玩弄阴谋技巧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连拉带拽、拍打结合，以实现其向上爬的个人野心。温体位把比自己得宠的周延儒当作向上爬的藤蔓，紧拽不放，二人时常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排挤朝臣，他指望用延儒引荐、提拔他。终于，在周延儒的帮助下，温体仁于崇祯三年六月混进内阁，兼任了东阁大学士。随后，温体仁、周延儒又合伙诬陷了韩炉，排挤了成基命，使周延儒当上了内阁首辅，大权在握，一时间权倾朝野。而温体但此时羽毛未丰，他还要借周延儒之力发展自己，他紧紧跟在周延儒的屁股后边摆尾讨好，极尽巴结逢迎之能事。
进入内阁，温体仁的权力欲越发强烈，他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势拉帮结伙，在政府要害部门安插党徒、培植亲信，另一方面极力讨好崇帧皇帝，他利用内阁地处禁密的条件，与皇帝见面多的机会，拚命表现自己，在崇祯面前装出恭顺谨慎、正派无私的样子。他要引用私人时，自己不向皇上直接提出，而是暗中指使亲信“发端”，等到皇上向阁臣讯问意见时，他再加以吹捧，假装提名与自己有关，给皇上留下一个不结党不营私的印象。他如果想排挤某人，也是唆使同党出来弹劾，他在皇上面前假意讨情，说些听起来宽容、实际上尽是激怒皇上的话，以软刀子杀人，置仇人于死地而后快。
不久以后，温体仁在朝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此时，他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便把位居自己之上的周延儒当作主要敌人，使出浑身解数，不惜一切代价要取而代之。受袁崇焕一案牵连而被捕入狱的钱龙锡，心里一直不服，多方求人上疏申辨，有人替他向周延儒、温体仁求情，周、温二人都各要两面派手段，当面承诺，实际上根本不在皇上面前提及此事。为了假装对老臣的关心，周延儒跑到监狱中看望钱龙锡，假意表示同情。当钱龙锡当面求他向皇上说情，周延儒支吾说崇祯帝盛怒不息，自己无能为力。温体仁听说周延儒去过监狱探望钱龙锡，他也马上跑去假意慰问，还表示说如果钱龙锡有什么要求，他一定尽力而为。钱龙锡说起周延儒之言，叹息自己今生今世永无出头之日。温体仁听后，尖嘴一努，笑了笑说：没有的事，皇上根本不甚怒也。因此，钱龙锡对周延儒非常反感，把他看作奸佞小人，与钱龙锡相好的官员听说此事，也都十分憎恨周延儒。周延儒也算一个弄权成性、阴险狡詐的阴谋家，这次却被他的“自己人”温体仁狠狠踹了一脚，而他本人却一直蒙在鼓里。
温体仁不动声色，暗中使脚绊，悄悄进行排挤周延儒活动。表面上温体仁还和从前一样巴结周延儒，他借关心、讨好周延儒之名，监视周延儒；打探他的隐私“概念的辩证法”，是思维的发展规律。基本规律是对立统一，布置好罗网，只待时机一到，整垮周延儒。
崇祯六年，农民起义如风起云涌，已遍及了北方各省，加之后金势力不断扩张，频频入关侵扰，明朝廷陷于一片战火硝烟之中，内外交困，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身为内阁首辅的周延儒，尸居要职，把握朝政、贪赃枉法，作威作福，在他主持朝政期间毫无建树，国家面临危难，他只是束手无策，一些大臣对他极为不满，纷纷上疏弹劾，认为宰辅不得其人，误国误民，要求皇上罢免这个庸才。温体仁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一边煽动内侍大造周延儒的舆论、一边暗中唆使言官弹劾周延儒，他给周延儒定了几条罪状：一是周延儒纵容子弟为害乡里，激起民忿，逼民造民反。二是周延儒荐人不当，玩忽职守，以致国土沦陷，百姓遭殃。三是暗通盗贼，接受巨盗神一魁的贿赂。这些小题大作、夸大其辞的弹劾并没有引起崇祯民重视，温体仁眼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再度唆使亲信党徒上疏参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