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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走了夏言，只是严嵩阴谋的一个步骤，而不是最终目的。他知道世宗是一个骄傲自负的人，极其饰非护短，而又易怒好杀，便唆使爪牙在宫中放出谣言，说夏言离京时愤愤不平，口出怨言，毁谤圣主，说当初皇上曾经亲口下谕，命他夏言拟旨褒奖曾铣，到头来却又出尔反尔，还把他罢了官。这一挑动十分奏效，世宗恼羞成怒，大发龙威。恰在这时，俺答率军侵扰宣府，世宗认为这是夏言、曾铣提出收复河套。激怒了俺答，俺答前来报复。事实“证实”了严嵩的预见，世宗更加肯定了夏言是别有用心。于是，他又降下声道旨令，将夏言斩首。其他曾经支持夏言、曾铣收复河套的官员，也都杀的杀、罚的罚、贬的贬，一一受到了处分。就这样，严蒿利用“议复河套”的事件，不顾边防利益，精心策划，巧使毒计，陷害无辜，排斥异己，终于达到了害死夏言，夺取大权的罪恶目的。
严嵩为了一己之私而不惜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代价，他的用心之恶毒，他的手段之卑劣，他的灵魂之可耻，真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不仅如此，在严嵩当政的二十年间，他所干下的一系列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那更是罄竹难书
严嵩夺权害夏言
严嵩靠着巴结夏言、逢迎世宗渐渐受到重用。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夏言升任内阁首辅，严嵩便接替他做了礼部尚书，位达六卿之列。但是，官欲熏心的严蒿并不觉得满足，他把眼光贪婪地射向内阁首辅的宝座，他要挤进内阁，把内阁首辅的大权篡夺到手。因而，此时的夏言不再是严嵩所需要的向上攀缘的青藤，而成了他继续高攀的绊脚索。加之，夏言传才骄横，办事认真，对手下要求严格，严嵩呈送的文稿，他多不满意，往往修改得一塌糊涂，有时干脆打回去要严嵩重写。严嵩对他既恨又怕，暗地里咬牙切齿要把他赶走，以便取而代之。从此，严嵩便着手实施一系诡计，阴谋陷害夏言。
夏言为人正派，颇有才干，且相貌堂堂，心胸磊落，在朝廷中有地位有威信，不仅世宗宠信他，大臣们也都很拥护他。严嵩知道，想一下子扳倒夏言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决定采用棉里藏针的毒辣手段，极其隐蔽地陷害夏言。一方面，他以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付夏言，表面上，他对待夏言还像从前一样谦恭和顺，不动声色。另一方面，他采取以柔克刚的手段，抓住夏言的弱点，反其道而行之，为陷害夏言做环境上的准备。夏言性情刚烈，他便阴柔谄媚；夏言对下级要求严格，他便左右逢源，四处讨好；夏言在世宗面前态度疏慢，他在世宗面前便低眉俯首；夏言清高傲物，不愿同流合污，他便拉帮结伙，热衷于往来应酬。
当然，要扳倒夏言，主要还取决于皇上，严嵩便拚命在世宗身上下工夫，投其所好，百般逢迎。世宗醉心于求仙拜道，祈求长生，年年都大建醮坛，大搞祷祀活动。建醮祷祀，需要焚化祭天的青词，这是一种赋体文章，要求以极其华美的文辞表达皇帝求仙的诚意和对上苍的祈求。朝中许多大臣为了讨取世宗的欢心，争相进献青词，不少官员因为青词写的好而名利双收。严嵩见这是一条讨好取媚的捷径，使拿出自己在隐居的十年中积累的丰厚的文学功底，大显身手。
嘉靖十八年，京城上空彩云满天，道士们说这是五彩祥云，是国家太平的吉兆。严嵩借此机会，用尽平生所学将其部分首领开除出党。，写了一篇《庆云赋》，献给世宗。世宗看后，觉得此赋语句典雅精工，辞藻华丽扬芬，较之以前大臣们所献的青词，此赋远远高出一筹。世宗越读越爱，连连击节叫好。严嵩听说后，大受鼓舞，不久，他又趁热打铁，呈献了《大礼告成颂》，世宗读了，益发觉得字字珠玉，句句风流，更加爱不释手。从此，世宗对严嵩另眼相看，宠眷日深，斋醮焚化所需的青词一概由严嵩主笔。
按照明代冠服制度规定，皇帝的冠式为乌纱折上巾，又名翼善冠。世宗因为信奉道教，便看中了道士戴的香叶冠，他不仅把自己的翼善冠换成了香叶冠，还让他的宠臣也戴香叶冠。他特意命人制作了五顶沉水香叶冠，分赐给夏言、严嵩等人，要他们入值西苑时戴上，并且还传输大臣进入西苑时不许坐轿，只准骑马，这也是仿照道士的习惯。
严嵩极力迎合世宗的心意，每次入西苑值班，都戴上香叶冠，而且还在冠上加罩轻纱，以示虔敬。世宗见了自然满心欢喜。每次入值西苑，严嵩必定骑马，他虽然已是六十几岁的老头儿了，但身体健壮、腿脚灵便，精力充沛，这一点也足以引起一心向往长生不老的世宗的好感。
相比之下，夏言则耿直不驯。夏言认为香叶冠不是正式朝服，不适于朝臣穿戴，因此，他就是不肯戴冠；入值西苑时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32年在斯，他也不肯骑马，依然坐轿，对于这种对抗性的做法，世宗很是不满。再加之夏言一贯对道土之流没有好感，时常流露出鄙夷、轻贱之意，因而得罪了世宗所宠信的道上陶仲文。严嵩乘机与陶仲文相勾结，在世宗面前大讲夏言的坏话，这样，世宗把对夏言的恩宠渐渐移到了严嵩的身上。
世宗热衷仙道，无暇亲理政事，而他为人好猜忌，想知道大臣们背着他都干些什么，所以就常常派出身边的小太监到大臣们办公的地方去探查。这些小太监来到夏言处，夏言只顾忙于政事，不愿答理他们，态度就显得傲慢、孤高。而小太监们来到严嵩处，严嵩立即起身相迎，笑容可掬，拉着他们的手，请他们坐下，态度温和地问寒问暖，说短道长，临别还将大把大把的金银塞到他们的衣袖中。这些小太监虽无职无权，但因为随侍皇上左右，是皇上的耳目喉舌，且可以搬弄是非，所以他们的话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受了夏言的慢待，自然说夏言的坏话；得了严嵩的好处，自然替严嵩说好话。长此以往，世宗对夏言便有了成见，而对严嵩则印象日佳。
经过一番慢慢渗透的功夫，世宗对夏言的不满日益加深，严嵩见时机已经成熟，便打算公开向夏言发动攻势。正巧，有一天世宗单独召见严嵩，与他谈到夏言，并问及他们之间的龃龉，严嵩认为这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大好时机，便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扳倒夏言。他先是假装害怕地沉默不语，待世宗间紧了，他立刻仆倒在世宗脚下，全身颤抖，痛哭不已。世宗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竟然哭得如此伤心，料想他一定受了莫大的委屈，越发动了侧隐之心，连声宽慰，叫他有话尽管说，不必有什么顾虑。严嵩这才抽抽喀嗒地诉说起来，他添枝加叶、无中生有地将夏言低毁一番，为了增加可信度，他边哭边诉，凄切哀怨，就是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会心生怜悯。严嵩充满戏剧性的表演，果然收到了令他满意的效果，世宗对夏言无限恼恨。
事隔不久，碰巧出现了一次日全蚀，古人迷信，认为天象的变化与世事、时政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太阳是帝王的象征思辨一种唯心主义的思维方法。指脱离经验和实践，仅，日蚀则为奸臣佞人慢君所致。严嵩又乘此机会陷害夏言，说这事应在夏言身上，天象已经警示，若不尽快处治夏言，不仅皇上不得安宁，天公还会再显法力。世宗本来就十分迷信，经过严嵩这一窜掇，便更加深信不疑，于嘉靖二十一年六月下旨将夏言免职，遣归老家。
夏言被除，严嵩去掉了一块心病，也搬掉了仕途上的拦路石，他一手接替了夏言所有的职务，进入了内阁，并夺得了内阁头一把交椅——当上了内阁首辅。从此，严嵩便肆无忌惮、为所为欲起来。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对上，他还是谄媚逢迎；对下则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并加紧网罗党徒、栽植亲信，在朝中的重要部门中安插了大批的党羽爪牙，从而控制了朝中大权。很快地，严嵩的权势便达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
过了两年多，世宗重新起用了夏言，严嵩又退居第二，他又巧奸毒计，将夏言再次赶回家乡，但他还不放心，直到把夏言置于死地才善罢甘休
严氏丞相父子兵
严嵩用毒计杀害夏言以后，又当上了内阁首辅，大权独揽，一手遮天。在朝中，他除了取悦世宗，巩固皇上对他的宠信而外，就是为所欲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意孤行。世宗在位四十五年，搞了四十四年的建醮、祷祀。前二十年，他还能够上朝听政，过问一下朝政，后二十五年，他干脆整夭泡在西苑里和道士们一起炼丹制药，讲求长生之术。严嵩当权时期，世宗早已多年不上朝了，除了征伐诛杀等大事外，别的很少过问；朝臣中除了严嵩之外，别人很难得见龙颜。这就更为严嵩独揽朝纲提供了方便条件。
严嵩除了投机钻营，并没有什么治国的方略，他最突出的才能，就是一意媚上。一提起如何讨好皇上，他就特别有“智慧”，能变幻出无穷的花样，真称得上是拍马逢迎的“天才”、“专家”。
严嵩得为首辅，日夜守候在西苑直庐，名为忠诚勤政，实际上却是为了时刻窥测皇上的意向。而昏愤不明的世宗竟也被他的这种假象所迷惑，对他更是宠信有加，还赐给他一枚银质印章，上面刻有“忠勤敏达”的字样。这君臣二人，为君者昏庸无能，为臣者阴险奸诈；一个喜欢迎奉，一个善于拍马，这一对儿昏君奸臣相得益彰，奸臣越是蒙蔽昏君，昏君越是宠信奸臣，到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