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按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最后要求张作霖不要听信谣言，以免上挑拨者的当。
张作霖看后，甚为满意，也就不再追究了。
在这一件事的处理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吴佩孚在通电讨伐梁内阁时，四面八方地打电报请求各省军阀予以响应。河南督军赵倜既是吴佩孚的假兄弟和假亲戚，并在吴的肘腋之下，却又惧怕张作霖，因此对于发电报一事感到很为难，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吴佩孚见他犹犹豫豫，很久不发电报，就严词督促，他不得已才发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电报，但为了不得罪张作霖，他又打密电向张解释说，这个电报是被迫发出的。张作霖看后会心地笑了笑，他决定再利用曹氏兄弟整治这个愚顽的吴佩孚。于是，不作声色地将这个电报照转曹锟，并附按语说道：“你的部下强迫别人打电报反对我，你如果不能制止，我就代替你来制止吧！”
曹锟可能是感到自己对吴说得太多了的缘故吧；这次他也不再说什么，原样地把张的电报照转给吴佩孚，只是附带地警告他不要惹事生非。吴佩孚看了电报，既惧又气，随即派人到开封对赵倜大兴问罪之师：“这算不算是卖友行为！我打电报征求你的同意，听不听由你，几时强迫过你来！”赵满面羞惭地说；“我上了别人的当。我久想辞职，而老弟却要挽留我。以后我在职一天，一切唯老弟的命令是从。”吴佩孚就写信叫他迅速筹解军饷三百万，暗示这是一个将功折罪的条件。但赵的手下认为代吴筹饷，可能会引起军队的解体，尤其是在军队有欠饷没有发的情况下。赵倜于是把心一横，决定与山东田中王、安徽张文生建立三省同盟条约，准备兵来将挡，与吴对抗到底。
张作霖没想到自己这一招不仅能挫了一下吴佩孚的锐气，而且还能在吴的眼皮底下催长起一个肉钉子。他为此高兴了好几天，但不久后冯玉祥的事却更使他觉得有趣。
那是1925年的事。自从1924年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与张作霖两人成了北京政府的幕后人物，两人常常为一些利益而相互磕磕碰碰，而被他们抬出来作总执政的段祺瑞则早已失去昔日威风凛凛的条件而完全沦为了他们的傀儡。5月，张作霖为了实现自己的扩张计划，认定必须首先占领北京，于是向段祺瑞政府提出让奉军加派两个师进驻北京。段害怕自己因此而成为一个十足的政治俘虏，对张的这一要求坚决反对。张作霖除了向段打一个电报说，奉军开进北京已取得冯督办的同意算作交待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奉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关来。从五月二十一日起，奉军在京奉、津浦各线扣车运兵，兵车络绎于途，人心大起恐慌。对于奉军入关，冯玉祥原先采取忍让的态度，并撤出北京的部分防区让予张作霖，但此时奉军的进逼之势，使他再也坐不住了。为了探明奉军入关后的情况，他派参谋长刘骥到天津侦察奉军的动态。
刘骥到了天津后，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基本上摸清了奉军的布防情况，并详细地记录了下来，然后把它投邮寄往张家口。冯玉祥的总部设在那里。不料这封密信被奉军的邮件检查员查了出来，并转交给了张作霖。张作霖看了这封详细、准确地描述奉军驻防的信，大吃一惊，心里咒骂冯玉祥不是人，表面上不反对，却暗中在谋划对付他。该怎样处理这事，张作霖苦想了一番，来硬的不行，这只会给对方提供动武的借口，并使自己处于众矢之的位置上。于是他还是用老办法，不作声张，只在信尾上注了几个字，仍然封好发出。冯玉祥收到后，不禁吓了一跳。为了掩饰自己，冯玉祥连忙向张作霖作出解释说，这完全是刘骥的个人行动，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并忍痛撤掉刘骥的参谋长职务，以表明自己的心迹。但在张作霖看来，这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举措，不打自招，真是欲掩而弥彰。但他觉得既然已达到了吓对手缩回去的目的了，所以也就不再深究。这样他与冯玉祥的关系又不至于被弄破，还能讨个好人情呢！
机警狡诈反复无常的沈鸿英
粤桂战争结束后，广西形成了以陆荣廷、沈鸿英、李宗仁和黄绍站各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他们分别以南宁、桂林、玉林为中心合演了一部龙争虎斗的历史剧。
陆荣廷与沈鸿英两人有宿怨，为了能保证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吃掉对方，他们都向力量较小的李宗仁和黄绍竑伸出了联合的手。由此拉开了三方争斗的帷幕。
面对沈鸿英的邀请，李宗仁断然地加以拒绝。因沈鸿英在粤桂战争中倒桂投粤，对这种叛变的性格李宗仁很是反感。对于陆荣廷，李宗仁虽没有什么仇，但也不想跟他合作，以免日后被吞并。可眼下还不能跟他断了，所以李宗仁对他则采取虚与委蛇的应付态度。但黄绍竑就不一样了，他被沈鸿英说动，准备率所部向广东进发，与李宗仁脱离合作关系。临行前来与李宗仁告别，并向李宗仁征求对他此行的看法。
李宗仁听了黄绍竑介绍原委后，考虑到黄是一个不受羁縻的干才，挽留不易不如成全他向外发展，于是坦率地对黄绍竑说：“我很支持你向外发展的想法，但怎样发展很值得考虑。沈鸿英目前在广州极为嚣张拉法格（PaulLafargue，1842—1911）法国和国际工人，四处树敌，最后必败无疑。如果你以区区五、六百支枪的小部队去归附他，一旦沈军崩溃，你能保全下来吗？况且沈鸿英为人机警狡诈，反复无常，早为粤桂人士所不齿。依附他以求发展，有如探虎穴，凶多吉少，而与之同流合污，则势将终身洗刷不净。”
听了李宗仁的分析后，黄绍竑解释说：“我只是假借他的名义东下以图发展，井非真诚附冀于他。”李宗仁说：“你想向东发展，必须考虑到，自孙中山回广州再度组织革命政府后，对沈鸿英的骄横跋扈已严加制裁，相信不久必定爆发战争。此时要去，就只与他及其左右虚与委蛇，一旦战争白热化，沈军不支时，即率所部潜入苍梧境内，乘虚袭取梧州，断其归路，并与大元帅府所辖的粤军相呼应，以便相互沟通。然而你区区一团人，恐不能完成这一任务。不过，待时机来临时，我必派遣一支有力部队，和你一致行动。”黄绍竑高兴地说：“咱们就这么定了。”
1923年4月，沈鸿英果然出事。3月20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沈鸿英为广东军务督理。4月16日，他便在新街就任，并通电请孙中山离开广东，战争终于爆发。沈鸿英虽得北军方本仁入北江助战，但仍节节败退。到了四月下旬，沈军已全线崩溃，分水陆两路向广西撤退。黄绍竑看到出兵的时机已到，即急电李宗仁，报告正率所部向苍梧挺进，请派队伍跟进支援。李宗仁即照办。六月初，黄绍竑已占领梧州上游的戎圩和新地圩。恰好这时，白崇禧和同学陈雄携孙中山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命令密返梧州。为了能尽快攻下梧州，李宗仁在原派的二个团的基础上再加派一个团奔赴增援。守城的邓瑞征看到大军压境，仓惶弃城逃窜。黄绍竑轻易地占有了梧州，并组织“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脱离与李宗仁的隶属关系。
他们这么做是有计谋的。一是他们攻占梧州后力量大增，担心会树大招风，遭人妒忌，从而不利以后的发展。二是黄绍竑参与了讨贼军，就是公开与沈鸿英、陆荣廷为敌究现代医学对哲学提出的新问题等。，这必将招致他们的反击，甚至有可能使他们放弃前嫌联起手来，这样对他们都不利。但经过分离后，李宗仁就可暂免成为攻击的目标，而沈、陆要攻击梧州必须取得李的合作。因为李的防区正好介于沈、陆地盘和梧州之间。这样，李宗仁就可借此机会与陆荣廷、沈鸿英，主要是陆荣廷，虚与委蛇，暗中加以牵制，以便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彼此分进合击，打成一片。
却说那沈鸿英被打败后，退守老剿桂林，暂时还不能对他人采取攻势。
但陆荣廷则不一样了。不出李、黄所料，他对黄竑站口口声声要“讨伐叛逆”。1925年春初，他派代表周毅伯到桂平和李宗仁谈判，要李宗仁担任他的“前敌总指挥”，东下“讨伐”黄绍竑，“收复”梧州。李宗仁，但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真有些措手不及之感。断然拒绝吧，陆就可能以此为理由向自己用兵，并可能联络沈鸿英实行夹击。这可是沈鸿英朝夕以求的，这样自己就有被消灭的危险；答应吧那无异于自己人打自己人。在这两难处境之下，李宗仁略一沉思，很快想出了一个缓和的计谋。
他沉着地对周毅伯说：“老帅这项讨黄的战略，我认为有缤密考虑的必要。从战略上分析，我认为此举是一下策。因梧州为广西通广东的门户，如果老帅自信不但有力量收复梧州，而且能直捣广州并按译文年代顺序汇总编排。文稿从1977年开始陆续出版。，那么应向下游用兵。如果老帅做不到，而仅仅想收复梧州，那么就不要草率用兵。兵祸一开则不易收拾，势必形成胶着对峙的局面。中山先生援桂的前车不远，老帅宜深思熟虑。再有，老帅身受北京政府的委任，而至今和北京政府的陆路交通尚未沟通。一旦和广东交战失利，那么北京政府即使想援助，也无能为力！老帅如果有志于恢复旧日的规模，则更应谋定而后动，计出万全方可。自古用兵，未闻后顾之忧来除，而能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现老帅的心腹勇将马济和他所率精兵，仍困在湖南，无法返桂。与北方的通路也尚不能沟通，便想贸然对广东用兵，我认为危险很大，愿老帅三思。”
周毅伯随即把李宗仁的意见拍电给陆荣廷，不久他即回电，但坚持原议，并力促李宗仁勉其为难，担任前驱，并一再申明将韩彩凤、陆福祥两军拔给李宗仁指挥，意志非常坚决。李宗仁看到陆荣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