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良发觉耿天龙一语双关，他被刺了一下，就有些沉不住气了：“你这些事实明摆着，还有什么抵赖的？马坝乡从来没有见到过你发的彩电票，还有这些调拨出去的彩电冰箱自行车都到哪去了？”
耿天龙说：“是有些出入，但那是特殊需要调拨的。”
郑天良步步紧逼：“哪些特殊需要。”
《放下武器 》许春樵
8
耿天龙说：“反正不是我，我也不便说。”
郑天良拍桌子了：“是你儿子需要，当然不便说。”
耿天龙说：“郑县长，话可不能这么说。我老实告诉你，这些调拨彩电不是在你分管期内发生的，从组织纪律的角度，我是不能对你说的。”
郑天良火了，他指着耿天龙的鼻子：“你胆大包天，贪赃枉法，七八万的差价就在你批的条子下被套走了，你的权力是谁给你的？我把你送到牢里去！”
耿天龙说：“那好，你让公安局来把我抓走吧！”
郑天良向县委陈书记汇报了情况，陈书记说：“我同意让检察院介入，黄县长从省城回来后，我再向他通报。”
当晚，耿天龙就被“隔离审查”了，等到黄以恒三天后从省城回来后，耿天龙已经全招了。他说给他儿子批的彩电是二十六台，冰箱十一台，自行车三十六辆，其余都是黄县长、前分管刘副县长、于部长还有其他县领导调拨走了。耿伟强倒卖的彩电都是夹在县领导的调拨单中每次扣留几台，从来没有单独为儿子批过彩电。
耿天龙放出来后，停职反省，等候处理。
郑天良参加了县委常委扩大会，会上就耿天龙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结论是耿天龙在“隔离审查”时的交待是基本准确的。至于县领导批的彩电冰箱都到哪儿去了，黄以恒在会上说：“我这几年共批过十四台彩电，其他同志也批过一些，这些耿天龙都向我汇报过。我们这些县长书记搞钱也不是太难的，我相信大家不会相信我们去倒几台彩电赚钱的。这些彩电冰箱都用于我们县里的工作中去了，不送能行嘛，项目从哪儿来，资金从哪儿来？有时去送这些紧俏商品还得我这个县长亲自送上门，在这个小范围里我讲句难听话，我那时候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送上门的婊子。东西送了，我们能不能把那些人讲出来呢？如果陈书记觉得有必要的话，我就一个一个地写下来，写下来后，我就辞职，因为此后县里的什么事也别想办成了。这次去交通厅也少不了要活动活动的，具体内容我能讲吗？反正现在八十万已经批下来，柳河大桥就要上马了，两岸六万多群众再也不需要坐船过河了。”
黄以恒一通慷慨陈词后，常委会上大家都不支声了，陈书记说：“我今年马上就要下了，平时我主要是抓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县里工作以恒抓得多，很辛苦也很不容易。今天这个会不是要大家来交待问题的，以恒这一点你要明确。大家交换一下意见，说清楚就行了。主要是讨论耿天龙处分的问题，检察院在等我们的批示，只要县委同意，他们马上就可以批捕。”
郑天良说：“我认为一切按法律办。除了县里工作调拨的外，他私自截留给他儿子耿伟强倒卖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差价案值近三万块钱。”
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是，让耿天龙将差价部分退出来，然后再给予一个党纪处分。郑天良站了起来，他声音提高了八度：“如果耿天龙不依法处理，将来还会有许多个耿天龙接着贪赃枉法。”
黄以恒说：“老郑的意见当然是对的，但这个案子比较复杂，许多东西拿到法庭上，我们县委县政府也要当被告的。如果觉得这不会有损于县委县政府形象，如果我们当被告有利于我县的改革开放的大业，我倒不在乎上法庭为自己辩护。”
陈书记摆摆手说：“这件事，我看就这样处理吧，让耿天龙将差价款退出来上交县财政，然后让他提前退休，反正他也快到了。组织部于部长代表县委将这一决定向他通报一下，把问题讲透，他应该是能接受的，也不再搞什么党纪政纪处分了，都一辈子下来了，晚节不保，可惜了！”
黄以恒说：“为了淡化处理这件事，最好叫他打一个因健康原因而提前退休的辞职报告，影响要小一些。”
对此，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郑天良没说话，他只是觉得这一切好像是发生在梦中，又像是发生在来世。夜已经很深了，窗外马路上，馄饨挑子敲着竹筒发出了单调而孤寂的声音，一些打麻将回家的人在夜色中匆匆经过，夜风掠过他们赌输了的脑袋。
耿天龙的政治生命在这个夜晚的宁静中，被馄饨挑子的竹筒声敲碎了。那天晚上，放出来的耿天龙在家里温暖的被窝里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空气特别潮湿，春雨蒙蒙中树在悄悄地发芽，县城和县城人们的脸上终日裹一层雨雾，湿漉漉的，能拧出水来。
我父亲带着老家的村支书洪宝和一个穿伽裟的僧人提着一壶香油和两只鸭子敲开了我舅舅郑天良家的门。我父亲放下鸭子向我舅舅介绍迦裟僧人说，“这就是玄慧寺刚来的悟能法师。”悟能法师双手合十行佛门大礼。
我父亲说悟能法师是从九华山过来的高僧，修行极高，能看来世，能断生死，在他眼里“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世上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父亲说得深情并茂，一脸的虔诚和膜拜的表情。我舅舅郑天良对家乡来的人总是很客气，他让坐递烟并招呼舅妈上茶。只是对眼前这个僧人并没有什么良好印象，他不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而这个外来的和尚不仅会念经，还念出了让我舅舅不可思议甚至有些愤怒的歪经。悟能法师双手合十，稳如泰山地说：“自此经年，吾国时运不济，郑先生也逢乖蹇，故玄慧寺当重兴千载之佛法，镇邪驱恶，方国泰民安，逢凶化吉。”
我舅舅被悟能法师文白夹杂的凶言咒语逗得笑了起来。
村支书洪宝说：“郑县长，玄慧寺要显灵，最少得先修十二间大殿，还得将佛像重塑，观音佛如果不能做成铜的，就先用水泥做胎再刷金粉，然后才能正式开光。”
我父亲接着说出了此行的实质性的目的：“实在要是不能全建的话，最少也得批六万块钱。”
我舅舅郑天良脸色挂不住了，他对洪宝说：“你是共产党员，怎么能带头搞这些名堂呢？”
洪宝脸涨红了，他说：“郑县长，我们知道你为官清廉，村里从来没找你开过后门，我是以村支书的身份向你申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费。我听收音机里讲，中央还拨钱修西藏的布达拉宫哩，在悟能法师那里叫支持宗教自由，在我们共产党员这里，就是保护文物了。”
我舅舅说：“你这是乱弹琴嘛，县里的经济建设都没钱搞，现在还搞什么修庙。你说中央支持，你就找中央要钱去，反正我这里没有。”
我父亲、洪宝和外来的和尚碰了一鼻子灰，落荒而逃。
这一年还真出事了。先是胡耀邦突然去世，紧接着北京和全国各地就有了许多学生上街游行，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浪潮席卷全国，一些长着胡子的人在背后煽风点火，他们打着这些旗号，实质上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党和政府当然不能同意，因为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现在要让我们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当然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全国人民都不愿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了，更何况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苦大众还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合安县六十八万亩小麦在田里开始抽穗的时候，北京戒严了，一些学生提前回到了家里，他们带来了许多真真假假的消息，脸上的表情非常恐惧。又过了一些天，在麦收的日子里，人们在电视里听到了北京的枪声，闹出了人命，反革命暴乱一个晚上就被镇压了。小县城里人心惶惶，而乡下的农民们不管外面多么热闹，他们继续收割小麦，他们的未来在希望的麦田里。
省里的魏廷旺副书记也从电视上消失了，据说他与这场动乱有关，具体情况不得而知。郑天良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多少震惊，尽管小县城政界的人们都说郑天良是魏廷旺副书记的人，后台比黄以恒的市委书记梁邦定要硬得多，但郑天良并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因为后来黄以恒和梁邦定都发现魏廷旺副书记跟郑天良确实没有多少联系，但官场上的事很难说，有时无中生有，有时有中生无，总之，宁愿做过，不能做漏，在魏廷旺没有出事前，他们对郑天良必须保持一种谨慎。
郑天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深恶痛绝，他在党员干部一一政治过关的时候，情绪激动地说，如果要是实行资本主义，像我这样的农民子弟是绝对不可能走上领导岗位的。我是没有钱参加竞选的，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里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郑天良当然过关，小县城在动乱期间本来就风平浪静。
动乱期间平静的政局，使黄以恒在陈书记退到顾问委员会后，顺利地就任合安县委书记兼政府县长。市委梁邦定书记在黄以恒就任的会上向全体党员干部们作了重要讲话，他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篇幅肯定了黄以恒在合安县长的位子上所做出的显著政绩，政绩中包括了全市第一个“全省十强乡镇”马坝乡，还有柳河大桥、化肥厂扩建、县城改造、犯罪率降低、五年全县没出现过一个杀人犯等。梁书记尤其强调了市委对“五八十”工程的支持，并强化到战略的高度和改革的意义上予以肯定。他还说，“全体党员和各级干部对年轻干部要支持和信任，要服从和配合，要反对论资排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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