ū弦瞪吭�375元，大学专科毕业生每月395元，大学本科毕业生每月415元，获得双学士学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生班毕业和未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每月435元，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每月465元，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每月515元。另外，从2001年起执行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的规定。年终奖金发放对象是年度考核为称职（合格）及以上人员，奖金标准为当年12月份本人的基本工资，下一年1月份兑现。
八年期间，公务员的工资标准长了将近一倍，扣除大约60％的通胀率，人们的收入还是增加了一点。今天的一个司局长月工资大约为1800元，处长的工资大约在1500元左右。由于物价关系，很难比得上六七十年代一个厅局级干部的月薪。
从国际上比较起来，中国官员的工资收入算是低的。从国家元首一级的公务员来说，美国总统一年的工资为40万美元，在职享受不在工资之内。香港特区的长官董建华每年工资60万港币，而新加坡的总理吴作栋年收入为300万美元。近年来还有一件被人们议论的事情，那就是中国证监会聘请的国外专家史美伦，每年薪水600万元，行政上享受副部级待遇。相比之下，北大清华教师的岗位津贴每年有5万元，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每月的工资不过3000多元，年薪不足5万元。一个省长的月薪不过2000多元，有的年轻省长月薪仅1500元。这种巨大的差距表明中国的行政成本非常低廉，同时，低工资待遇实质上也为贪污腐败制造了动能。
建国之初政府制定干部低工资收入的初衷是，不要让我党的干部与群众拉开太大的差距，所有干部要保持普通一兵的优秀本色。但随着战争年代远去，这种低工资在和平时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弊病。第一个弊病是官员由于囊中羞涩经常寻求从其他渠道获得经济收入。这就容易使官员贪污受贿。第二个弊病是官员的尊严不高，身份不高。在市场经济下，钱是衡量一切的杠杆。钱多，人的底气就足。钱少，人微言轻，牛不起来。由于工资太低，使中国的官员在一些大款面前很难挺直腰杆。在有些地方，往往就是一个小老板，请一桌客，就能左右一切。低工资，常常能得一些官员在富人面前低三下四。学者也不例外。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要想挺起腰杆只能靠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和谋钱。这样一来，中国官员低收入的现象就变成了一种假象。《中国社会导刊》杂志2001年7月号有篇文章透露，据粗略估算，今天负担一个县长或县委书记的年开销大约是200…300万元，一个乡镇长的年开销为50…100万元。城市里那些掌握实权的官员收入就更是深不可测。这种低工资制度已使当前的中国社会贪污腐败成风。但有人并不赞同这种观点。文革期间也是低工资，那时的干部贪污腐败过吗？
尽管腐败另外还有原因，我认为还是应该将官员们的薪酬提高起来。譬如，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工资每年至少要在50万元以上，100万元也不多。省长、部长和直辖市长的年薪也不能少于50万元。厅局长的年薪应在20万元之间。县长和县级市的市长年薪不得低于10万元。一般办事员的年薪可以低些。但官员职务之间的工资差距一定要拉开。但是，新工资要有新条件，那就是“才尽其职”。我们过去常说人尽其责，地尽其力，现在要讲“才尽其职”。才尽其职就是选上的长官必须是那块料，必须称职，必须真正有本事，有能力，符合这一岗位的要求。如果不符合这一职务的要求，就不能选此人到这一岗位。
要保证才尽其职，就必须在干部任命机制上实行改革，改过去的首长任命制为社会投票民选制。先选出政治长官，即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然后再由他来组阁。任期效果好，就继续干，不好，可随时更换。这样改的实质，是打破干部终身任职制，废除干部终身为官的特殊待遇。有本事就上来做官，做得好继续做，不好就下台走人。如果我国的政府部门实行了这样的改革，那么与行政长官有关的一切相应待遇都要改变。要改变的都有那些呢？
第一是住房。国家元首要有国家元首的专门官邸。就象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一样，专门给当选新首相居住。中国可以开辟出中南海的一块地方，作为国家总统府。谁上任，谁来住。离任后就搬家。克林顿在搬家时多带了一块地毯，都引起社会的批评。未来的中国国家元首也要采取首府固定制。与之相同的是各省各市，也要选择合适的地方作为地方长官府邸。第二是年薪要高，要能激发起官员尽职尽责的心情。自古以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一古训今天看来也是起作用的。
长官府邸是国有资产，长官不得任意占据。下台后的长官可住回自己的住宅去。这样的改革有什么好处呢？我认为是大大减轻了国家对官员的财政负担。刚才我们算过帐了，从工资收入上看，我国国家公务员的年薪并不高。但由于我国干部实行的终身制，不管你在位还是不在位都要管着你，那样一来，财政部门的负担可就重多了。
6，艰难的政府机构改革
看看现在我国有多少离休退休干部，如果今后仍然按这一终身制待遇实施下去，中国财政早晚有担负不起那一天。新制度的核心就是：在位期间高薪，离职后与国家财政再无关系。克林顿下台后就是一普通庶民。美国的州长或市长下台后都自谋生路。我国今后的干部改革如果也走到这一步，不仅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也可以大大节约国家在行政方面的财政开支。看看现在我国的国家财政有多累，一个干部离退休后，不仅要继续由国家开着工资，还要由国家继续提供住房，负责医疗费用开支。对一个人简直就是从生一直包到死。这样的行政制度开支和花消能不大吗？并且，这样的干部待遇，我们国家的行政机构能不臃肿庞大吗？谁不愿钻进政府里获得这一待遇呢？谁愿意到市场上拼死拼活受罪？
即使与历史上的封建官僚制度比较起来，也可以看出建国后我党搞的这一套干部待遇几乎把数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发挥到极至！任何一个朝代也没象我们这样对干部一包到底，任何朝代的终身制也没象我们共产党干部的终身制漫长而悠久。这种政治体制给中国社会和国民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呢？自然是官本位思想严重，财政负担苦不堪言。
官本位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职业选择。2000年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69个职业选项中，我国城市居民最愿做的前10种职业依次是：市长、政府部长、大学教授、电脑网络工程师、法官、检察官、律师、高科技企业工程师、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自然科学家。在前述十大热门职业中，掌握行政或司法权力的政务性职务竟占半数之多，市长和部长更成为人们的首选。这一调查显示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倾向。
2000年去西安开会，吃饭时与身边的一位县级市市长聊天，谈到机构臃肿问题，他说他那个县级市，干部有1万多名，现在让市里的一些部门休息上半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那意思就是，有些人员完全是没有用的。当我说未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可能要撤掉地区一级政府时，他拍手称快。从县官的角度看，地区一级的政府一点用也没有，完全是机构重叠。从省到县不需要这么个中间环节。种种迹象可能看出，酝酿已久的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从中央到地方，共识正在形成。这一共识就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减少民众财政负担。这一要求不仅来自人民群众，就是政府内部也有巨大的改革要求。
每个县都有一万多名政府干部，农民的负担怎能不重！目前中国以干部为中心吃财政饭的人数有多少呢？总计3300多万！其中1000多万是各级党和政府的机关干部，其他2600万是各类事业单位及教育、医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到1994年，中国的事业单位数目已达到130多万个。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供养关系。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总人口与财政负担的脱产人员的比例即供养关系比例。这一比例在汉朝时大致为8000：1，唐朝时为3000：1，清朝为1000：1，而今天为40：1。这就是说，今天1000个中国人里有9个官员和20个吃财政饭的人。清朝时1000个人里只有1个官员，唐朝时只有0。3个，而汉朝只有0。13个官员。
道理很简单：1000个人供养一个官员轻松，还是40个人供养一个干部轻松？从数字上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今天中国国民负担沉重的程度了。如此庞大的干部队伍，如此众多的脱产人员，都要国家财政来供养，工人和农民的付出该有多大！不仅国家财政支撑不了，连整个国民经济都支撑不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78年改革之初，我国政府工作人员的绝对人数为467万，占国有单位职工的比例为6。2％，1996年，政府工作人员绝对数增加到1093万，占国有单位职工比例10％。1996年同1978年相比，我国政府规模扩大了1。34倍，平均每年扩大4。73％，而同期社会劳动力的数量仅增加了0。71倍，平均每年增长3％。
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政府规模之大、扩张速度之快是惊人的。按理说，搞市场经济就是要将原先由政府控制和支配的资源逐步转由市场、企业和私人支配，政府要不断地卸责任，规模要不断的缩小，但近20年了，政府规模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膨胀出一倍多。这实在是令人值得思考的现象。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政府机构的规模本来就大，但改革改了20年政府规模更大，这种机构迅速膨胀的事实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养活这样一个庞大的政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2000年，中央电视台暴光了河北灵寿县万名干部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