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数字肯定是左右当时国家经济的。并且，这一工业布局在改革开放后又要花费巨资进行调整。军工企业从此成了连年亏损的行业，20年来，国家为三线企业贴进去多少钱？可能又是个天文数字。
我从1969年便在厂里挖防空干道，后来又到济南市里挖了一年。当时一个厂负责挖一段，我们456厂就在山东剧院到实验中学这一段路上分别完成了两期任务。济南是个泉城，地下水相当丰富。我们整天头戴安全帽，脚穿高腰胶靴，在泥水里作业。70年代，趵突泉的水还汩汩地冒。防空干道挖通后，济南地下水受到破坏，从此，泉城再也见不到喷涌的泉水了。
现在回想起来，挖防空干道那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啊！无数吨的水泥、钢筋、木材往地下扔。如果当年将这些钱用在民用建筑上，城镇居民在住房上何至于受那拥挤！今天城镇人均住房的面积恐怕也不会只有15平方米。如果当年将这些钱用到修建地下铁路上，中国地铁的总长度今天也不会只有50多公里，还不及纽约地铁的一个零头。现在来看，挖了这么多防空洞有什么用？今天在新的城市建设中，许多地下通道已被切断，有的成了建筑施工的拦路虎。这不是浪费是什么？
所以，从统计数字上看，中国那些年里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不慢，但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毫无关系。如果不是为了学者们在纸上谈兵，数字可以说是毫无用处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人民仍在付出，仍在牺牲。这种发展战略有什么用处？这种经济高速增长又有什么用处？
尽管从莫里斯·迈斯纳的数字上看，从1950年到197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3。5％，但国民生产总值中每年要扣去高达10％以上的军费开支，扣除庞大的对外援助，扣除天灾、人灾造成的损失，实际上在这些年里，人民群众在生活上几乎没有获益，有的地区甚至生活水平还在下降。譬如安徽的小岗村，到分田到户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穷得没有任何出路。70年代安徽已经出现大批逃荒要饭者。当时我在青岛，每到饭馆吃饭，总有要饭者出现。对于这些事实，外国学者没有亲身体会，只是从书本上做学问，当然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我们中国学者就要好好考虑一下了。盲目引用这些外国人的观点，甚至捧若圣明，这种做法是否可取？
另外，莫里斯在他的那本《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还提到，文革十年里，农村中小学的注册人数引人注目地增加了，小学的注册人数从大约1。16亿增加到1。5亿人，中学的注册人数从1500万上升到5800万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但看事情不能仅看表面，要看实质。尽管升学率提高了，但教学质量却下降了。在那10年里，学校里能学到什么知识呢？学英语唯一记住的就是一句“Long Live Chairmen Mao！”＇毛主席万岁＇。大量形式主义的东西充斥教材，学了根本没用处。这种教育与其有不如无。特别是对我们这代人教育的耽误，损失更是巨大。从1966年夏天到1968年冬，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我们这些中学生没上过一堂课，没学一点课本知识。这是上亿人的荒废啊！要是把这种人力资源的损失换算成人民币，那么这种上亿人的智力和知识损失至少相当于当时几千亿元的人民币。并且，由此引起的后续损失无法估计。看看今天48岁以上这代人，在企业里的大部分已经退休或离职回家，用清华大学社会学学者孙立平教授的话说，对于那代人的一批人来说，失业就是永远的失业，根本没有再就业的可能。
由于有着这些亲身经历，所以今天我对军事对抗、政治对抗和阶级斗争深恶痛绝。人类有什么必要将宝贵的财富投入对抗和战争？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友好地解决问题？如果老一代人陷入了那种思维逻辑，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否非要重蹈对抗和斗争的道路？鉴于这种思想，今天我对那些故意挑起事端、自以为在为民请命的左派风头学者并不抱好感，对那些自以为代表民主运动方向的激进民运分子也十分小心。人世间的事为什么不能好好说呢？为什么总是要刀兵相见呢？如果仔细观察，就可以知道：凡是好斗好闹事的人无一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因为这些人的思考肯定不是从民众的疾苦出发的。除了权欲熏心或利欲熏心，没有别的解释。
激进导致的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义和团运动导致的庚子赔款使中国背上数亿两白银外流。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后，由于连年内战和抗日战争，军费平均支出约达整个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见附表＇。
附表：1927…1949年国民政府军费开支＇单位：百万元＇与占财政开支比重＇％＇
年度 军费开支 财政比重 年度 军费开支 财政比重
1927 131．2 88．4％ 1937 1388 66．4％
1928 209．5 50．8％ 1938 689 59．7％
1929 245．4 45．2％ 1939 1601 53．7％
1930 311．6 43．1％ 1940 3912 74％
1931 303．8 44．5％ 1941 6617 66．3％
1932 320．7 49．7％ 1942 15216 62．2％
1933 372．9 48．5％ 1943 42939 73％
1934 386．6 32．1％ 1944 131080 76．3
1935 362 27．1％ 1945 1060737 87．3％
1936 555 29．3％ 合计 1264179 84．7％
合计 3198．9 38．3％
＇转引黄天华《中国财政史纲》449…450页，＇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共消耗各种物质560万吨，开支战费62亿元人民币。在越南抗美战争中，从1965年到1973年，中国政府对越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总值超过200亿美元＇见董国政的文章，《经济学茶座》第三期＇。至于说建国后中国支援亚非拉各国武装斗争花了多少钱，以及支援第三世界贫穷国家花了多少钱，至今没有统计，至今也没有人研究。反正在2000年北京召开的非洲部长会议上，中国外经贸部长石广生代表国家宣布：免去非洲国家100多亿元的债务。这些债务是非洲国家什么什么时候欠下的？可能就是六七十年代那个极左的时候。
对此，国外学者并不是没有明白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1997年专门为中国读者写过一句话。这句话算是说到中国问题的点子上。他说：“如果今后中国能避免战争、政治动乱和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那么，当美国和西欧在下一个20年里经济增长率徘徊了2％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见《探求智慧之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在那个时期，中国政府真是太高尚了，让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为别国慷慨奉献。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无意指责领袖们的国际主义胸怀，只是觉得我们的精神要现实一点，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人民的忍受和奉献是有限度的。人民的政治热情也决不可能永远支持这种发展战略。1978年之后，所以中国要改革开放，就是因为这种发展战略、公有制制度和政治外交走到了尽头，国情国力无法支撑下去，人民的政治热情无法支撑下去。庞大的军事对抗成本和对外援助耗竭了中国人民建国30年里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建设成果。到了文革末期，中国经济的确处在崩溃的边缘。当时担任国务院生产小组副组长的袁宝华同志深有体会。他说，我这个生产组长实际上是个救火队长，补窟窿的队长，哪里出了问题跑向哪里。当时的中国经济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破坏下已经千孔百疮，摇摇欲坠。
因此，当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时，我并不刻意指责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这种形式，相反，我认为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仅仅是工具，工具可以被用来实现各种目的。如果目的是错的，工具并没有责任。建国以后最大的错误我认为是目标错了。在向这一目标的努力下，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付出了巨大代价。如果将对抗的目标纠正过来，我认为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照样可以为新的目标服务。真正需要改正的是我党的发展战略目标。与西方对抗的目标一天不取消，国民财富和资源就会继续无谓的消耗，国民生活和国民待遇就会继续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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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新著
《国民待遇启示录二元结构下的中国》
第七章：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生与危害
1，二元结构的实质是所有制歧视
2000年春节过后，我应陕西韩城矿务局的邀请，前去给全矿200多名处长级以上的干部做经济形势报告。报告做完后，我去参观此局的桑树坪煤矿。煤矿坐落在山沟里，工人们的宿舍楼依山傍河而建，那种景象与我60年代末在工厂时的情景没什么两样。看完矿井，我要求陈思聪矿长一起到山沟里面看看农村的情况和山坡植被的情况。
那是一条幽静的山沟，两边的山丘不高，河床背阴处上经常可见到白色的冰挂和冻结了的瀑布。轿车行驶了大约一个小时，来到了一个小村庄的村头。山风在旷野中吹着，太阳暖洋洋地照耀初春的土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北京的世界。下车走进路边的农户院子，受到一位老大娘热情的招呼。在一条大黄狗汪汪叫的声音里，我们参观了这家人的主卧室两座窑洞。在窑洞前的一间厢房里，我惊讶地看到了一架纺车，纺车上还有一匹正在纺织的鲜艳的蓝布。这样的纺机，在1958年我回山东蓬莱老家时在厢房里见到过，想不到40多年后又在陕西黄土高原上见到了它。老大娘今天依然用它纺织布匹，补充家用。这就是当今的中国农村，很多地区保持着完全的小农经济和自然风貌。它们与城市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天地。
2000年9月份，社科院社会学所召集社会各界人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