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来了一个说是医生的人，问我一些问题。我就把随身装在口袋里的电话号码本给了那位医生，请他给我丈夫家里打电话。次日凌晨，我丈夫找到了我。就在我丈夫到来的几个小时前，一个男人又再次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我进行了强奸。有个人还抓了一把药丸硬塞到我的嘴里＇见《中国青年报》文章“谁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轮奸案”，2000年7月26日星期三，本报记者林炜，《法制日报》游春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黄少焕。＇
这件事情被正直而敬业的记者们报道出来之后，在社会上好象没有激起任何涟漪，至多作为茶余饭后的一则笑谈，很快就过去了，只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当时办的“中国评论网”上发出了几篇有深度和力度的评论。社会堕落到这个程度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这不能说不是中国的悲剧。
从这件轮奸案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国流动民工的悲惨待遇。说抓就是抓，说关就关，没有任何人身保护。广州火车站广场上的那两名巡警对于那位妇女的证件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给扔掉了。这种做法已经成了中国许多城市值勤人员的普遍做法。我第一次听说这种事情是2000年装修房子的时候，安徽的一位进京农民向我讲述过他遇到的这种事情，巡查人员当着他的面将他的证件撕掉，然后再问他：你还有证件吗？没证件了就要被抓到昌平筛沙子干活，挣够路费后打发人回家。
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的一位农村出身的博士面对此现象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假如我不考上大学，假如我仍然是一个农民，我可能来北京打工，然后被抓去筛沙子。这就是我们中国农民的国民待遇。自从1958年户口登记制度出台以后，盲流收容所和遣返站一类的机构便成了中国的特色。1967年“五一”节我从济南来北京玩，回去时没买火车票，便在天津的遣返站与小偷和老右派一起被关了两天，直到身份查请后才得以回家。
看看广州增城这家盲流收容中心的条件，“不过是一个大房间，里面分成几间小房，其中有一间是女“盲流”住的。但所谓的几小间其实形同虚设，各小间房门没有上锁，更没有专人看管，所有的伤残和精神病“盲流”，不分男女，都可以在一大间内随便走动，共用一个卫生间”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被收容人员产生自虐心理。当一个人不能被当人对待时，他对别人也不会正常对待。收容所发生的轮奸案就是典型的这种心理发作。在这种空间里，人身上所有恶劣的品行都容易被诱发出来。
轮奸还是轻的。当社会低层人被压抑得过头之后，就出现了石家庄靳如超制造的惊天爆破大案，江西省芳林小学的爆炸事件，就出现了杀人、抢劫、放火、投毒、爆破等种种疯狂的报复。制造贫困、愚昧和残暴者，必然遭到愚昧和残暴的报复。
1999年，中国南部海洋上发生的一宗特大劫船杀人案，船上23名船员被13名歹徒残忍地杀害。作案者竟然是一伙20岁到25岁的农村青年。为首的一名主犯叫贾红伟，25岁，家住河南省南阳农村，高中文化，另一名23岁的男青年来自陕西户县农村。当劫船案发生时，公安破案人员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一起职业犯罪，是富有经验的国际海盗做的案。当案件被侦破后，公安人员简直难以相信：残酷杀人的竟是几个刚刚出道的从来没有杀过人的毛头小伙子，并且一出手就这样凶狠。由于没有杀人经验，他们用了12个小时的时间才把23人活活打死。
＇5＇，心理影响。
当一个社会流行着身份歧视，存在着身份、地位以及人格的不平等，抵抗和报复便会油然而生。最近有专家统计，中国黑社会的人数已达到上百万人。我听到这一数字时首先的反映就是：其中农民的比例占多少？对此我连续追踪阅读了《深圳风采》杂志上一篇记叙湖南常德“9。1”银行抢劫杀人案的连载文章。直到差不多最后的一节，文章才提到张君团伙的家庭情况。2000年9月1日发生在湖南省常德市的抢劫银行大案，其4名罪犯都来自农村。为首的团伙头目张君，34岁，初中文化，常德市安乡县安福乡花林村三组人。团伙成员李泽军，29岁，初中文化，常德市安乡县化林村四组人，是张君的外甥。团伙成员陈世清，35岁，常德市安乡县安福乡潭子口村三组人。团伙成员赵正洪，29岁，小学文化，益阳市资阳区鹿坪针五喜村马井口组人。看，这四个人全是农民出身。这一伙人从90年代初开始作案，几年期间，他们已经杀害了28人，仅在常德这次作案中就枪杀了7人，打伤数人。今天在全国许多恶性刑事案件中，农民出身的人占多大比例？真需要安全部门统计一下。如果农民的比例相当大，那么就要问一句：这里面有没有报复心理的因素？
最近，潘多拉同志在《中国国情国力》杂志＇2001年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深入探讨了“仇视心理可能会演变成疯狂的暴行”这一问题。文章认为，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被剥夺、觉得自己已无路可走的时候，那么，只要受到某种刺激，他就很可能在一气之下破罐子破摔。当他们在城市里感到有被剥夺感和被排斥感时，便会对“主流社会”产生刻骨的敌意和仇恨。
潘多拉同志建议社会要帮助农民从“流民”转化为城市市民。我认为这一建议应成为一个全社会的口号。平等对待农民进城，妥善安置农民进城，不能光用堵的办法。但遗憾的是，目前的现实是，“一些高高在上、自命不凡的政策制定者和城市管理者”仍然习惯于计划经济时期严防死守的老做法，想方设法地围堵进城农民，“不把他们对城市的一丝希望和对未来的一点儿信心践踏得片甲不留决不罢休”。
潘多拉同志批评得好，提出的问题应当值得警惕，那就是制造贫穷和愚昧是要付代价的。事实证明，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大量犯罪是贫穷对富裕的报复，是乡村对城市的报复，是落后对先进的报复，是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报复。这使我想起了圣经中的一个道理：要善待你的兄弟，一个大家庭里，任何兄弟得病，受牵连的是全家人。当今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城市人如果不明白这一道理，那么惩罚就等在后面。
＇6＇，政治影响。
二百年前，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考察刚刚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时，美国的司法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美国司法制度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任何政治问题都最终会变成法律问题。美国为何如此崇尚法制？这与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有关。成千上万的欧洲移民离开了他们的故土家乡，来到一个新组织起的社会，早先的血缘关系被打破了，以血缘和宗法维持的纽带割断了，于是法律自然成了移民社会的秩序维持者。
政治问题说到底是秩序问题，即用什么手段来维系社会成员的关系。在一个古老的村庄里，人们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家族和血缘的影响。因此，与此相适应的是一套宗法裙带文化。但在现代由移民组成的大都市里，法律代替了家族权威，民主平等代替了辈份和等级，市民文化取代了村民文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移民是对宗族血缘文化的最大挑战和破坏，越是在移民国家，法律越是重要。熟悉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律师在这个国家里的能量要大大超过军队。打官司是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政治之所以迟迟不能现代民主化，主要是有着庞大的农民阶层。人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越是在那些不足10万人的小城市里，公正执法越困难。为什么？因为小地方充满了熟人和亲戚。执法者在朋友和亲戚面前难以打破亲情。这也是当间中国社会大量违法乱纪的一个很大原因。
总起来看，农民是封建政治的社会基础。不减少农民的数量，中国的现代民主化进程不会加快。不增大城市人口，市民社会便仍然弱小，公民社区文化便难以兴起。城乡二元化结构加固了中国社会传统遗留下来的等级制观念和制度。直到今天，我国社会中平等、公平的观念依然淡薄，特权意识仍然浓厚，门子、路子、关系仍然大行其道。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裙带关系将愈演愈烈。农村人低人一等、城市人优越的意识依然在社会上蔓延，歧视农民、欺负农民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些风气都在无形中毒化着社会道德空气。中国要想脱胎换骨，非进行人口大调整，大交汇。无人口流动和城市化，中国社会难以真正地现代化，并且乡村政治会日益恶化。
有一天打开电脑上网查看资料，无意中进到网易新闻频道的“第三只眼”栏目，里面有一组反映农民问题和农村政治的文章。有一篇文章题目为“农民牛一样的苦”，是一位农村姑娘写的，我特把它记录在下：
“每次见到关于贪官蛀虫的新闻，我都有点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的恨意，总在想他们肯定不是吃饭吃面长大的，一定是吃草要不怎么会去啃我们的骨头，吸我们的血？我是农民的女儿，我家乡的父老乡亲过的日子我最清楚，他们像牛一样不停的劳作，可是过年时，总还要东挪西借才能勉强过去我的父母也不例外！！我的父母是刨着地皮子养大我们姐妹的，我十六岁高二时退学，大妹十七岁读了个中专毕业不敢再上了，早早工作，小妹妹好不容易挨完高中，大专费用太多，我们家送不起然后三姐妹都来了广东。可笑的是每个人的妇检费都是几百元，我们没有结婚，竟然要妇检，多好笑的事！上次被二妹告到东莞公安局，这些不要脸的眼里只有钱的家伙就打一枪放一炮，不去就罚我们父母，去还是不去？最后在父母的规劝下我们姐妹还是去了。
“四年后回家过春节，因为妹妹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