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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的平权法一再受到挑战，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三十多年来，少数族裔与妇女的状况已经大大改观，平权法案的历史使命似乎已经完结。1995年，加州州民提出209提案反对平权法案，内容是禁止在雇用和入学等方面对不同种族和性别采取特别照顾政策。这反平权提案经过州民投票通过后，当时很多女性和少数民族人士纷纷入禀高等法院提出反对，但最高法院却宣布维持原判。1996年，加州大学率先实行反平权案措施，在考虑大学生申请表时只顾及成绩而不理会申请人的族裔背景，结果，最大的受益民族是中国人。因为中国学生成绩向来以优异见称，所以被接纳的中国学生竟高达占总数的33％。
加州的反平权法案通过后，引起其他各州及市也纷纷佼尤。可是身为民主党党员的克林顿总统极力维持平权法案，他认为这项法案作为保护美国人的一种补充工具，能使人们免受歧视。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军队的实际最高指挥者、现布仕政府的国务卿鲍威尔将军也说，假如没有平权法案，象他这样一个牙买加移民的孩子，是根本不可能站上美国军队的顶端的。
即使黑人也有不同看法。一些黑人专家和黑人团体居然认为，“平权法案”已经实行了三十年。它在这一时期中所起的作用无疑是正面的。可是，三十年过去，几乎是一代人过去了。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假如在接受了这么长时期的优待之后，黑人还是要靠优待来进大学的话，这说明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存在。他们认为，长期的优待也会导致一个民族的青年过于依赖这种状态，反而消蚀了他们的发奋精神。
但更有人敏锐地观察到，反平权法案的潮流背后有一股新的种族忧患意识。据美国国情局的估计，到2050年，美国人口的族裔比例将达到这种比例：拉丁裔占23％，黑人占16％，亚裔占10％，白人将低于半数而进入少数民族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一些学者如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担心，假如一味强调多元文化，那么，结果似乎很明显，随着人口的“非欧化”，它的文化也就会随之而“非美国化”。假如美国今天的主流文化被各种少数族裔的文化一口一口地吞噬了，主流文化的特色被大大削弱，美国也就不成其为美国了。说到底，反平权法案的某种意识还是种族意识，还是白人优先和白人主宰意识。
因此，不平等的种族意识总是要遭到社会抵抗的。例如小布什组阁时就受到影响，有两名部长未上任就遭到民意的反对，其中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因是极端保守人物而受自由派人士抨击，劳工部长琳达则因被指责疏离劳工而面对工会的压力，未上任已先下台。现年53岁的保守政治评论家琳达曾是里根政府下的美国民权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还曾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平等机会中心的主席。这机构强烈反对美国平权法案。琳达过去20年来，一直反对任何对劳联有利的政府计划或法律，比如最低工资的设定、平权法案的实施及其他对工人家庭有利的法案。作为一个西班牙语裔，琳达对少数族裔文化、语言的攻击更让少数族裔愕然。琳达长期以来攻击双语教育，认为所有公立学校只要保证孩子们能说、写、读英语就可以了。琳达还坚持政府没有责任去保护某些特别的语言和文化，这都是少数族裔社区自己的事情。因此，琳达的提名不能不惹恼了美国劳工联盟和少数族裔，最后只好以落选作罢。
总起来看，在人类步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民族矛盾、种族差异、地区分离、身份歧视、职业歧视、所有制歧视和文化对抗在世界各个地方都仍然顽固地表现着。怎样对待人类本身与生俱来的差别，怎样面对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肤色，宗教信仰，文化遗产，政治理念乃至风俗习惯的差别和矛盾，怎样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将成为21世纪世界人民共同面对的最大挑战。
中国20年来的改革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主，随着社会发展的进一步深入，国民待遇和国民权利的问题会越来越重要的凸现出来。中国的二元社会面临巨大挑战，这一挑战不仅仅是贫困和地区、城乡间的物质差别，更有与公民权利相关的国民待遇。中国必须迎接这一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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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新著
《国民待遇启示录二元结构下的中国》
第八章：如何追求平等的国民待遇
1，中国企业的国民待遇
2001年6月19日，《经济日报》汽车天地栏目登出一篇文章，题目为“华晨吉利英格尔出路何在”。文章开头这样写道：“生存还是死亡？对华晨、吉利、英格尔、悦达来说，目前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
猛一看这篇文章感觉有点纳闷，吉利、中华和英格尔轿车不是卖得好好的吗？怎么突然有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原来国家经贸委近日发布了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上面没有这4家企业的名字，这说明它们被排除在轿车生产厂家之外。
怎么可能呢？没有轿车生产的资格怎么能生产起轿车来呢？原来这几家企业当年在注册立项时，申请的项目是轻型客车，号称“准轿车”，并不是轿车。轻型客车是和轿车不一样的，现在他们生产轿车就是违反了规定，就是偷梁换柱。这不，在密密麻麻写满224种车辆产品、无数个技术参数的公告里，华晨、吉利、南亚、悦达都没有找到他们申报的新产品和改进车型的名字。
面对这一公告，4家企业用“急火攻心”这一词来形容并不过分。可以说在这些年里，4家企业哪个不是苦心经营、费尽心机才发展到这个程度。一旦停止轿车生产，那就意味着几十亿元的投资打了水漂。你说这些厂家怎能不恼火。
现在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这些厂家当年不直接立项搞汽车，而是转弯抹角地搞什么“轻客”？为什么这些企业要顶着客车的帽子干轿车？要是当年直接立项搞轿车不是没有今天这样的麻烦事了吗？这一问题问得好。实际上是问出了我国轿车生产的垄断实质。说白了，如果当年管理部门没有那么多限制和门槛，4家企业当然会直接立项生产轿车。只是在当时轿车生产无法立项的情况下才走了这么一条“曲线救国”的路。
责任怪谁？是这些厂家违规，还是国家不该控制和垄断？我看这一板子是要打在国家管理部门的屁股上。你设置了那么多关卡不让其他企业进入，到头来还反怪这些企业违规，道理实在说不过去。说到底这是不许阿Q革命的表现。只许你规定的几家企业生产，不许别的企业近来参与竞争，这本来就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今天打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借口，整肃市场，排斥异己，恐怕到头来所保的那几家国有大型汽车制造厂可能还不是国外的对手。
看看这派人士的观点，长期以来，中国汽车工业“散乱差”，重复建设严重，资金大量浪费和闲置，为此国家治理了十几年。因此，汽车行业需要集约化经营，要形成规模才有效益。国家要扶持优势企业发展，优强企业的数量将控制在十几家之内。目前这十几家企业的产量已达到全国产量的90％以上，而且中国汽车的研发能力、先进技术等都集中在这十几家企业。因此，在离入世不远了的时间内，尽量让这些企业发展，防止重复，通过规范市场、剪灭异己来对这些企业进行保护，以利于入世后的竞争。但对已经上马的轿车项目，现在也不能掐死，最好让它们象奇瑞轿车那样并入大集团。照此做法，吉利这家浙江的民营企业就要去找国有企业的婆家了。董事长李书福会怎么想呢？他会甘心去投靠或挂靠一家国有企业吗？
坦率地说，我看到上述官员的理论心里就反感。说这样话的官员肯定是有专车坐的人。这种人是不会有大众消费者心理的，也是不会为广大普通人民着想的。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轿车造得倒很“发达”，实在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我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片胡同里，这些年最反感的就是满街道停放的轿车。胡同就那么窄，轿车一个个却造得那么大，那么豪华，与那些残墙破壁实在不相配，并且往那一放就占去道路的一半，十分妨碍交通。坐这些轿车的大都是处长级以上的干部，有的是将车停在家门口，有的是司机晚上开回家，停在街道上。可以准确地说，这些与世界发达水平看齐的轿车全是中国官僚的产物，等级制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在想：能不能将车造得小一点？占据空间小一点？你当了厅长局长有了坐专车的条件，就非要买那么大那么豪华的轿车吗？能不能适应一下中国的国情、道情、街情、路情？
在汽车业发展方面，国内目前的观点真是太多了。比较代表市场经济精神的观点是，汽车生产就是要放开，不要再老是搞什么“三大三小”，不要再老是国家包办。中国汽车业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垄断和市场垄断。如果早开放市场，或许中国的家用轿车早就发展起来，价格早就降到四五万元了，体积也早就小下去了。就是由于有一汽二汽这样所谓“规模大”的企业，才使中国的轿车始终进入不了平民家庭。就是由于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才始终没有打破价格的高门槛。现在，吉利、悦达和华晨这样的企业冲进来了，一进门就对高价格形成极大的威胁。吉利轿车最低才卖3万多元。如果让这种企业成了气候，原来的一汽二汽和上海汽车就要受影响，国家的投资就要收不回来，或迟迟难以收回。
由于这种原因，就出现了想方设法排斥新进入者的事情。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