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投资就要收不回来，或迟迟难以收回。
由于这种原因，就出现了想方设法排斥新进入者的事情。2001年6月22日，《中华工商时报》登出一篇文章，说汽车产业的“户口”问题仍无松动，民营资本由于身份的原因仍然受到限制，因此，汽车产业政策应该有质的变化。在已经对外资开放的今天，不让国内民营资本进入是不公平的国民待遇，现在已经看出这是中国汽车业的损失。这篇文章在最后说，靠保护发展不了中国汽车业，相反，靠竞争倒还有可能杀出一条生路。
《中华工商时报》是代表民营企业说话的，说出的话也的确有一定道理。靠国家管理来生产汽车，效率和效益肯定比不上市场。例如在1994年制定“九五”规划时，目标是将2000年末中国汽车产量达到400万辆，实际上到2000年结束时，中国的汽车产量仅有200万辆。然而在1994年的当时，在这一规划目标指导下，国家却制定了巨大的生产计划，在一汽和二汽各上一条年产15万辆轿车的生产流水线，总投资大约在300多亿元。但经过四年左右的建设投产后，二汽的流水线年产量只有1万辆，一汽的产量也只有三四万辆，直到今天四五年过去了，二汽的产量也只有六七万辆，原先设计的生产能力根本难以达到，很多投资都是浪费。这就导致富康轿车的价格居高不下，光是银行贷款利息成本每辆车都有两三万元。这种价格昂贵的汽车怎能畅销？怎能走入寻常百姓家？
而吉利这种民营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来设计汽车，低成本开路，每辆车的价格平均在5万元左右。这种产品一出厂就深受市场的欢迎，滚动发展下去很快可以在中国市场上打开一片天地。但是，国家管理部门有些人却对这种企业视为眼中钉。为什么？那就是上面我已说过的原因，这些新来者在老企业面前分去了一杯羹，不仅导致原来那些企业的生产利润下降，从长期来看很可能形成致命的竞争影响。
象吉利这样的企业之所以要拼命地挤进轿车生产行业，主要是这一领域存在着高利润。据《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6月8日的一篇文章透露，被外人普遍视为“幼稚工业”的中国汽车工业实际上是个暴利行业。目前国内汽车的利润率一般在20…30％之间，也有的高达30％多。以上海大众为例，每辆桑塔那卖14万元时，其成本只有7万元左右，如今普通桑塔那生产规模已经上升到20万辆，成本应该大大降低，但今天还是卖到十一二万元，可见利润有多高。
一汽大众的利润虽然不如上海大众那么高，但它年销售8。2万辆轿车的盈利也达到了13亿元，平均每辆车赚1。6万元。至于别克和雅阁就更邪乎，上海通用第一年卖了不到2万辆别克就赚了6亿元人民币，平均每辆车净赚3万多元，广州本田的雅阁第一年销售不到2万辆也赚了4亿元人民币，平均每辆车赚2万多元。
说来也奇怪，我们国家宁肯让钱被德国大众公司挣了去，也不肯让国内的企业挣。试问：德国大众与上海汽车公司合作十几年来，赚了多少钱？美国通用汽车在上海搞的别克汽车又将赚多少钱？为什么我们国家总是干让利于外人的事情？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又要批判说这是卖国了。的确，这种做法值得思考，它在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国民待遇：压着自己的民族资本不让进入汽车行业，这边却让外国资本大行其道，这种做法于情于理说得通吗？
因此，中国的民营企业必须争取自己的国民待遇，起码要与外资平等的国民待遇。如何争取，那就要看这些企业的本事以及中国社会在观念上的觉悟程度了。不仅企业要努力，广大社会力量如媒体、理论界和消费者也要大力支持。历史经验证明，待遇是争取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但在这一过程中，观念的突破和认识的明确是最首要的任务，如果不攻克当前我们国家许多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企业的国民待遇难以提升，普通消费者的国民待遇也难以改善。我认为目前影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是国家垄断观念，不在思想上进行深入认识，事情难有改观。
2，反垄断：追求国民待遇的重要途径
国家垄断就是国家包办，由国营企业垄断一切。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经济领域里的垄断已经减少了许多。据国家计委的同志讲，国家控制价格的商品和服务项目从70年代的660多种到2001年的7月已经减少到13种。这是一个很大进步。尽管如此，当前社会上反垄断的呼声仍然此起彼伏。1999年3月，在这一年召开的人大会上，有200多名代表提交了反垄断议案，可见反垄断已成为当前社会的大事。以国际长途电话费为例，在美国往中国打一分钟只需要70美分，而中国往美国打要付出3倍的价钱。至于说上网费，有人计算说中国是美国的几百倍。
福州有两个聪明好学的年轻人陈锥兄弟，凭着所学计算机知识，在家中开发出网上电话，并对社会开展营业服务，话费比电信局的收费便宜一半，于是顾客盈门。按理说，这是典型的技术进步，不仅为消费者节省了通话费，也为待业人员找到了新的就业途径，我们应该为之大颂特颂。但此举却遭到了邮电部门的横加干涉，先是公安人员上门课以重金，继之信息产业部的高级官员发布警告命令：通信业务只允许电信部门独家经营，违规者要进行严厉打击。这是不是一种职业垄断和行业垄断，虽然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其实质是不让外人分沾就业机会和电信利润。
再来看另一种现象，居民在银行中的储蓄存款是一种社会资源，按理说各种经济成分都可以使用和利用它。但事实是，民营企业很难从国家银行得到贷款，大部分贷款仍然是国有企业的专利，民营企业也不能进入金融业务领域。尽管近些年来，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值已降低到全国的38％，但国企仍享有着银行机构60％以上的金融贷款。这就是一种身份垄断，一部分人凭借一种身份便可以获得某种特权。目前，这种不许阿Q革命的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胜枚举。例如，湖北的产品不能进入河南，中小企业没有出口权，民营企业不能股票上市，农民户口不能进城，个体户不能享受社会福利保障等等。
改革20年来，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市场经济的天敌垄断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及其庞大。尽管中国垄断行业从业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很小，但占有的各种经济资源却非常巨大。如电力系统累计投资额达1万多亿元，从业人员却只有200万，每年仅象征性地向国家上缴利润70多亿元。特别是到近些年来，中国的垄断利益集团越来越借助政治资源并以国家的名义来进行经济资源的瓜分和占有。这些集团所追求的往往不是全社会财富或人民福利的最大化，而是部门和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例如银行业的“四大家族”，为了维护其垄断地位，不仅限制外资银行的进入，也压制民营企业的进入。这些特征表明，行政性的垄断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最大制度性瓶颈。在世界上，垄断一般被称为“发展的障碍”。
目前，中国垄断企业的低效率和高收费已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因此，当历史行进到20世纪末时，中国终于拉开了反垄断的序幕。反垄断的实质是追求平等的国民待遇，反对特权。因此，中国的反垄断决不是从90年代才开始的，而是从改革初期80年代初就拉开了序幕。今天的反垄断仅仅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继续。而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其实质就是反垄断。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垄断。垄断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从事各项社会活动和受益的权利，使一部分人手中握有太大的权力并享有过多的社会资源，由此造成一种人格的不平等和财富的不平等。例如，计划经济的实质就是国家中央部门对国家资源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高度垄断。企业没有独立决定生产和分配的权利，农民甚至连拥有自留地的权利都没有，一切财产权由国家拥有，一切经营权由国家计划部门掌握，一切分配权都由国家决定。建国后几十年间，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国家垄断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地步。
这种高度的国家垄断最后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是严重地遏制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国民经济效率低下，产出满足不了国民的需求，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匮乏。四五十岁的人都记得，70年代买什么东西几乎都要凭票。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那种穷日子。于是，粉碎极左思潮之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席卷中国大地。这场改革的主导内容是什么呢？便是放权让利反垄断，即把中央部门掌握的权力逐步交给地方、部门、企业和普通人民。结果中国的经济产出取得了举世注目的增长，GDP年均增长10％； 没用20年的时间就使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了两番。
今天，以反垄断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有企业已经逐渐拥有独立经营权，非国有企业更是完全走上了市场。大批的个体私营、集体经济成分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这样一个可喜的局面中，反垄断的呼声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日益强烈。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垄断利润从国家手中下移，直接导致了部门之间国民收入的贫富不均。如果说当年国家垄断的利润还能由国家平均分配到每个公民的头上，那么在进入部门垄断之后，财富的天平便在不同部门职工中间发生了巨大的倾斜。有的部门收入畸高，有的部门发不出工资。
由此，中国出现了反垄断的阶段性，即第一阶段反国家垄断，第二阶段反部门垄断。中国目前的反垄断已处在第二阶段时期。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中国反垄断的阶段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