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起电话往办公室打，查听留言。我在中国城糖潮饭店碰到的洛克菲勒医学院年轻教授李之白在我留言机里留了话，问我有没有时间，他想和我好好聊聊，语气显得很沮丧。我辨认不出他那悲伤而带有咳嗽声的嗓音。我按照他留下的号码打过去。我们约好下星期一下午５点在我的办公室见面。
当我见到李之白时，颇为吃惊。他比我们在中国城认识时整个脸瘦了一圈，胡子也没刮，头上有了些白发，人显得老了许多，看上去比上次老了10岁，满脸愁容。我猜想他的生活一定发生了悲剧。
我看了一下秘书登记的其医疗保险记录，便问他：“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他难过地叹了口气，“我想找个人好好聊聊，否则我非发疯不可。你是心理医生，又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你可能容易理解我，而我用中文叙述会更自如一些。”坐着面对我，他突然不再说话，不知再从何说起。
这样的情形，在别的顾客身上，我碰到过很多次。为了暂时让李之白转移他对自己的注意力，调节一下气氛，我打开了收音机爵士音乐频道。一首在纽约很流行的由早年著名作曲家格斯伯维创作的歌曲《再来一次》，随着男歌唱家费斯特低沉忧郁的歌唱，在房间里飘荡起来：
我一直对自己说不、不、不，
可我还是身不由己地再来一次。
我的嘴唇渴望你，如果你吻了它，你不会后悔。请整个地占有它，再来一次，请再来一次。
李之白听着，听着，眼泪顺着脸流下来。他想控制自己，可是事与愿违，他抱着头痛哭起来，声音歇斯底里，低头大声嚎啕，像受了致命伤的狼发出的嚎叫。
费斯特唱完第一遍，缠绵的小提琴过门曲调，如婉转迷魂的药汤。他平静了一些。我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无言地抚摸他的后背，企图安慰他。没想到，他又双手抱头痛哭。这时他完全失控，心理处在孩提状态，而不是个教授。
费斯特动人的歌声结束了。另一个歌唱家的歌声响起，我想去关掉收音机。
“我非常喜欢爵士乐，如果你不介意，它不影响我们的谈话的话，就让收音机开着吧。对不起，我太失态了。”他说。
“没什么。你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宣泻吗？男人痛苦至极哭出来，对身体是很好的，有利健康。女人比男人长寿的原因之一是她们不控制自己的眼泪，敢于叙述自己的软弱和病态。”我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小了一点。
“长寿，对我已没任何意义了。我活不了多久了。”
“怎么了？你？”
“我得了艾滋病！”
我顿时哑口无言，脑子里第一反应是：夫妻两地，他和别的女人有染，没采取保护措施。
好一阵，我才缓过劲来。我问他是携带上了会导致艾滋病的艾滋病毒还是已得了艾滋病。他难过地回答：“已得了艾滋病。”
他是生物教授，不可能不知道艾滋病毒是怎样传染的。我直接了当地问他：“你没采取保护措施？”
他沉默了片刻，说：“命中注定我。上帝知道我。一切都是我自吞苦果。”他说不下去了，咳嗽起来。他问我，“我能抽烟吗？”
我没想到他会抽烟。我很犹豫。我的办公室是不允许抽烟的。可是，一想到他身患绝症，在这个世上已待不了多久，我又于心不忍。李之白看出了我的犹豫。“对不起，我不抽了。其实我婚后就把烟给戒掉了。只是最近得了艾滋病后，心情非常不好，头脑里有什么东西已破碎了似的，在里面飘浮着。只好借抽烟来解脱消愁，故抽得很厉害。我明知这样不好，但一想到反正必死无疑，也就不管它了。”他向我投过一瞥，又把目光收回去。
“我非常理解你。如果你实在憋不住，就到我的卫生间去抽一会。不过，这的确对你的肺很不好，再说你还在咳嗽呢。”我内心里很不愿意他抽烟。患了艾滋病的人，肺是受了感染的。我打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包我喜欢吃的清凉薄荷糖，扔给他。那糖有止咳作用。李之白把一片糖放进嘴里，抹去脸上的泪痕。下午６点了，窗外一片晚霞。我走到窗口。太多的高楼大厦，像划破天空的一群群巨大灰色犀牛挡住了我，使我无法眺望落日，只看到天空一片肉红。俯视楼下车水马龙，人们如蚂蚁一般在挪动。这个世界变化多端，人们为生存而忙碌，作出各种决定，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从终极来说，其实变化的只是外表，只是人本身的意念。宇宙本质永远没有改变，就像落日，来来去去，一万年都没有变。人选择Ａ到Ｚ，又从Ｚ到Ａ，最多也不过像落日那样辉煌一番就沉没了。明天太阳照样升起，人若看不见它，不是它的消失和改变，而是人的视线被别的东西挡住了。然而，人一旦沉没，就不会再升起来了。
我把这想法告诉李之白，他问我：“你不相信人死后灵魂还在吗？”
“根据物质不灭定律，人死后应以另一种物质形式存在着，但人不可能知道自己肉体消失后会以什么物质形式而存在，而死后的灵魂可以说是那种物质形式的精神状态，不可能是今日肉体之上的灵魂。”
李之白对我的观点，既没肯定也没否认。在他看来，今日灵魂和来日灵魂多少有点相关。我记得，上次在中国城认识他时，他告诉我他是基督徒。基督教认为，人死后，上帝根据其为人来决定这人是去天堂还是下地狱。
“我想，你的艾滋病是从婚外性生活里感染上的。那么，你死后还会上天堂吗？”
“是婚前还是婚后感染上的，对我已不重要了。我是下地狱的。我相信上帝，不是为了死后上天堂或害怕下地狱。我担心别人和我远在中国的家人如果知道了我是得艾滋病而死，我的名声完了也就算了，反正死了什么也不知道，可是我母亲。我还眷恋生命，我还有很多人生享受还没尝过呢。”
李之白无法想像如果他母亲知道了他患艾滋病会有多大的打击，甚至很可能对她老人家是致命的。我理解他的这种担忧。华人很要面子，得艾滋病意味着负面的名声。我劝他，对家人和外界完全没必要说是患艾滋病，可以说是肺癌什么的。
李之白听了，心里好受了些。他说，既使这样，虽保住了面子，但内心打击是无法逃脱的。他的眼泪再次涌出来。他真正痛苦是因为眷恋生命，这种心理决定了他对死亡的恐惧。体格健壮的人，会感到有生命活力，让人感到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是可能的，好像永远有明天。骤然成为不治之症患者，未来便明确地变成了一个在不远处无情靠近自己的深渊。心态遭受如此巨变，人一生中恐怕不会经历比这再大的精神冲击。从临床心理学上讲，不治之症患者的第一关，就是无法接受现实的残酷。我需要打消李之白对生命的眷恋，这太难了。我注视着李之白的眼睛，那似乎是两颗玻璃球，透过它们，我看到他的痛苦以及迷惑。他是一个巨大的朦朦胧胧的谜，等待着我去解答，去倾听。他两手抓住坐椅扶手，紧紧抿住嘴唇，好像也在等待，等待宣泄的闸门打开。
我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北瑞今天我可能会很晚回去。我吃了点巧克力糖充饥。李之白说他不想吃。为了让他全神贯注，我把他叫到一张躺椅上躺下来，请他把眼睛闭起来。这样，他不面对我，不注视我。我把所有的窗帘拉下来，把灯都关了，房间里一下子全都黑了，唯有收音机音响上的电源灯光闪烁着，像是天外来星的秘密信号。
他说：“我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你能尽量安排我跟你见面，我需要一个人倾听我，解除或释放一下我内心的痛苦。”
“你的妻子呢？”
“她已离开了我。”
“我会和秘书说，安排你每次在最后一个约诊，这样在时间上我们可放心地谈。”
“非常感谢你。”
他的声音里掠过一丝宽慰，但很快被悲哀淹没了。他寻找着恰当字句，开始给我讲他的经历。他那苦不堪言漠然的语调，仿佛是在谈论一个与他不相关的故事，里面有一种透明，他无法穿透。我静静地听着，没有插半句话。
他痛苦的叙述让我大吃一惊：他是个同性恋者！一个不公开的已婚同性恋者。他在美国的这些年里，交结了无数同性恋者，而且有过两位要好的恋人。
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全神贯注地听着，注视着他。在黑暗里，我看不清楚他的面容。他的身影有一种色彩像灵柩。眼前的他不再是一位教授，而是一位幻影的拥有者，一个魔鬼的替身，只不过是具有正常人的名字和形象。他的叙述，分明有不可抗拒的恐惧，存在死亡的回音里。
李之白和我聊了大概2 个多小时。我目送着他走出诊所，心里仍满怀诧异。我再次端坐在办公室，如端坐在时间的另一边，并不急于回家。想着李之白刚才对我叙述的点点滴滴，我好像在琢磨一个刚出土的斑驳陆离满身锈迹的商朝铜器，它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等待着我大费周折地研究，去清理。然而，我很清楚，我最多能做的不过是将它的历史弄明白，好让别人学到一些东西；而对它的本身，我无能为力，没法把它还原成古代艺术珍品。
以后我们陆续谈了9 次。他病情恶化而住院，约诊便停了下来。他去世前一个礼拜，拒绝任何药物治疗。他的主治医生给我打电话，说李之白一定要见我。
在去医院的路上，想到这样年轻有为的教授即将离世，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叹。不过自从干上心理医生这一行，最令我感叹的到不是死亡而是人的精神彻底崩溃。死亡一了百了，而死前的精神彻底崩溃则让人活受罪。我常想，如果有一种精神伟哥就好了。对于那些正走向死亡的人，让他们临终前吃上一颗精神伟哥，快快乐乐，无所畏惧地走完人生最后一刻，那该多么好。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