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大多数人一样：没有一点儿意见，除非是不赞成一切过激的意见。一个人要独立，
就非孤独不可；但有几个人熬得住孤独？便是在那些最有眼光的人里头，能有胆量排斥
偏见，丢开同辈的人没法摆脱的某些假定的，又有几个？要那么办，等于在自己与别人
之间筑起一道城墙。墙的这一边是孤零零的住在沙漠里的自由，墙的那一边是大批的群
众。看到这情形，谁会迟疑呢？大家当然更喜欢挤在人堆里，象一群羊似的。气味虽然
恶劣，可是很暖和。所以他们尽管心里有某种思想，也装做有某种思想（那对他们并不
很难），其实根本不大知道自己想些什么！希腊人有句古谚：“一个人先要了解自
己”，但这般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人怎么办呢？在所有的集体信仰中，不问是宗教
方面的或社会方面的，真正相信的人太少了，因为可称为“人”的人就不多。信仰是一
种力，唯大智大勇的人才有。假定信仰是火种，人类是燃料；那末这火种所能燃烧的火
把，一向不过是寥寥几根，而往往还是摇晃不定的。使徒，先知，耶稣，都怀疑过来的。
其余的更只是些反光了，——除非精神上遇到某些亢旱的时节，从大火把上掉下来的火
星才会把整个平原烧起来！随后大火熄灭了，残灰余烬底下只剩一些炭火的光。真正信
仰基督的基督徒不过寥寥数百人。其余的都自以为信仰或者是愿意信仰。
①塞万提斯名著《堂吉诃德》中的骑士迷堂吉诃德的传从。
那些革命家中间，许多便是这样的人。老实无用的加奈愿意相信自己是个革命家，
所以就相信了。但他对着自己的大胆吃惊。
所有这些布尔乔亚都标榜种种不同的原则：有的是从感情出发的，有的是从理智出
发的，有的是从利益出发的；这一批把自己的思想依附《福音书》，那一批依附柏格森，
另外一批又依附马克思，普鲁东，约瑟？特？曼德尔，尼采，或是乔治？索兰尔。有的
革命家是为了趋附时髦，有的是为了生性孤僻；有的是为了需要行动，抱着牺牲的热情；
有的是为了奴性特别强，象绵羊一般驯良。可是全部都莫名片妙的被狂风卷着。你可以
远远的看到明晃晃的大路上灰尘滚滚，表示大风暴快来了。
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望着这阵风卷过来。两人眼力都很好，但看法不同。奥里维明
察秋毫的目光，看透了一般人的用意，对他们的平庸觉得受不了；但他也窥见暗中鼓动
他们的力量。他所注意的特别是悲壮的面目。克利斯朵夫却更注意可笑的地方。使他发
生兴趣的是人，不是主义或思想。他对这些故意装做不关心，讥笑改造社会的梦想。他
素来喜欢跟人别扭，再加对于风靡一时的病态的人道主义有种本能的反抗，所以表面上
做得特别自私。他因为是靠自修成功的，不免以自己的体力和意志骄人，把一切没有他
那种力量的人看作贪吃懒做。他既是从穷苦与孤独中间挣扎出来的，别人为什么不照样
的做？喝！社会问题！什么叫做社会问题？是指吃不饱穿不暖吗？
“那个味道我是尝过的，”他说。“我的父亲，母亲，我自己，都是过来人。只要
你跳出来就是了。”
“这不是每个人办得到的，”奥里维说。“有病人，有倒楣的人”
“那末大家去帮助他们呀，不是挺简单吗？可是象现在这样去捧他们决不是帮助。
从前人们拥护强者的权利固然要不得，我可不知道拥护弱者的权利是不是更要不得：它
扰乱现代的思想，虐待强者，剥削强者。今日之下，一个人病弱，穷苦，愚蠢，潦倒，
差不多是美德了，——而坚强，健康，克服环境等等反变了缺点。最可笑的，倒是那些
强者最先相信这种观点这不是一个挺好的喜剧题材吗？奥里维，你说！”
“我宁可让人家取笑，可不愿意教别人哭。”
“好孩子！”克利斯朵夫回答。“哎！谁不跟你一样想呢？看到一个驼子，我的脊
梁就觉得不舒服。我们不能不演喜剧，可不应当由我们去写喜剧。”
有人相信将来会有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克利斯朵夫可决不为这种梦想着迷。他的平
民式的头脑，认为将来仍旧逃不出过去的一套。奥里维指摘他说：
“倘若人家关于艺术问题跟你说这种话，你不要跳起来吗？”
“也许。总之我只懂得艺术。你也是的。我素来不信那般谈外行事情的人。”
奥里维也同样不信任这等人。两位朋友甚至过于怀疑，老是跟政治离得远远的。奥
里维不免有点儿惭愧的承认他从来没使用过选举权，十年以来没有向市政府领过选民登
记表。他说：
“干吗要去参加一出我明知毫无意义的喜剧呢？选举吗？选谁？那些候选人对我全
是陌生的，我也说不上看中哪一个。而且我敢断定，他们一朝被选出了，都立刻会背其
他们的主张。监督他们吗？逼他们尽责吗？那不过是白白糟蹋我的生活。我既没时间，
也没精力；既没有辩才，也没有不择手段的勇气和不讨厌行动的心情。所以还不如放弃
权利。我可以受罪，至少我没有参加罪行！”
但他尽管把事情看得这样清楚，尽管厌恶政治上一切应有的手法，仍旧对革命抱着
虚幻的希望。他明知道虚幻，可并不放弃希望。这个神秘的现象是从种族来的。奥里维
的民族是西方最爱破坏的民族，为了建设而破坏、也为了破坏而建设的民族，——它跟
思想赌博，跟人生赌博，老是推翻一切，预备从头做起，拿自己的血作赌注。
克利斯朵夫并没这种遗传的救世精神。他的浓厚的日耳曼气息不相信革命的作用。
他认为世界是没法改造的，大家只是搬弄一些理论，说一大套空话罢了。他说：
“我用不着掀起革命——或是长篇大论的讨论革命——来证明我的力量。我更用不
着象那些青年一样，推翻政府来拥立一个君主，或是立什么救国委员会来保卫我。这算
证明一个人的力量吗？那才怪了！我会保卫自己的。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喜欢必不
可少的秩序，也尊重统治宇宙的规律。可是我跟这个规律之间用不到中间人。我的意志
会发号施令，同时也知道服从。你们满嘴都是先哲的至理名言，那末该记得你们的高乃
依说过：'只要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们希望有一个主宰，就表示你们软弱无用。力是和
光明一样的，只有瞎子才会否认！你们得做个强者，心平气和的，不用理论，不用暴行；
那时候，所有的弱者都会象植物向着太阳一般的向着你们”
他尽管说不能为了讨论政治而浪费时间，实际上并不真的那样不关心。在艺术家立
场上，他也受到社会骚动的影响。因为一时没有热情鼓动他，他便傍徨四顾，问自己究
竟是为谁工作。看到现代艺术的那般可怜的顾客，身心交惫的优秀分子，存着玩票心理
的布尔乔亚，他不由得想道：“为这些人工作有什么意思呢？”
当然，思想高雅，博学多闻，懂得个中甘苦，能够赏识新奇，赏识古拙的情趣——
（那跟新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的人，并非没有。但他们厌倦一切，灵智的成分
太多而生命力太少，以为艺术是虚空的；他们只对音响的或思想的游戏感到兴趣；而多
数还得为世俗的事分心，为无数不必要的事耗费精神。要他们接触到艺术的核心几乎是
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艺术不是血肉构成的，只是舞文弄墨的玩艺儿。他们的批评家造成
了一种理论，证明他们的没有能力摆脱玩票作风是对的。即使有几个人还有相当的弹性，
对于强烈的和弦能够发生共鸣，可没有力量消受；他们在人生舞台上已经残废了：不是
神经病就是瘫痪。艺术在这个病院中间又能做些什么呢？——可是在现代社会里，艺术
根本没法摆脱这些变态的人：他们有的是金钱和报纸；唯有他们才能使一个艺术家活下
去。所以艺术家非受羞辱不可，不得不在交际晚会中拿出他披露肝胆的艺术，充满了内
心生活的秘密的音乐，给一般趋时的群众和厌倦不堪的知识分子作娱乐，——更确切的
说，是给他们解闷，或者是让他们有些新的烦闷。
克利斯朵夫寻访真正的群众，相信人生的情绪和艺术的情绪都是真实的、能够以新
鲜的心情来接受的群众。他暗中受着大家所预告的新社会——平民——吸引。因为想起
了童年的事，想起了高脱弗烈特和一般微贱的人，启示他深邃的生命的、或是和他一同
享受神圣的音乐的人，他便相信真正的朋友是在这方面。象多少天真的青年一样，他想
着一些大众艺术的计划，什么平民音乐会，平民戏院，内容他也不大说得清。他希望革
命可能让艺术有个更新的机会，以为社会运动使他感到兴趣的就只有这一点。其实他是
欺骗自己：象他那么元气充足的人，决不能不受当时最有活力的行动吸引。
他最瞧不上眼的是布尔乔亚的理论家。这一类的树所生的果实往往是干瘪的；所有
生命的精华都冻结了，变了空洞的观念。克利斯朵夫对这些观念是不加区别的。他无所
偏好，便是他自己的主张一朝凝结为一种学说之后，他也不再爱好。他存着瞧不起的心
理，既不理会那些拥护强权的理论家，也不理会奉承弱者的理论家。在无论什么喜剧里，
爱发议论的角色是最不讨好的。观众不但更喜欢值得同情的人，甚至觉得串反派的角儿
也不象他那末可厌。在这一点上，克利斯朵夫跟群众的心理完全相同，认为呶呶不休的
谈论社会问题只能教人品腻。但他很好玩的打量着别人，打量着那些相信的人和愿意相
信的人，受气的和但求受气的人，以劫掠为业的海贼，和生来给人剪毛的绵羊。对于象
胖子加奈一般有些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