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传- 第16部分

　
　
第五章从白区到根据地　
　　　
　　第一节长江局军委书记
　　1930年，中国共产党已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恢复过来。红军发展到10万人（7万支枪），建立了包括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洪湖、左右江、陕甘、琼崖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在300多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这年5月，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军阀战争。战线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绵延数千里。三方投入兵力共100多万，历时7个月。这场军阀战争，严重地削弱了反革命势力，为革命势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夸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混乱、动摇，作了不适当的估计，致使党内原就存在的“左”倾思想有了新的发展。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立三路线”。
　　在这样的形势下，刘伯承离苏回国，于8月初到了上海，立即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与策划全国的武装暴动。
　　7月底，红军第一次打长沙取得了胜利。红三军团乘国民党军中央军和桂系对战湘南衡阳、宝庆地区，长沙空虚的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攻克长沙。但在由湘桂边境回师的国民党军何键部主力的反扑下，红三军团被迫仓猝转移，遭到较大损失。
　　虽然长沙得而复失，8月5日又被何键夺回，但红军打下象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毕竟是第一次。这一胜利冲昏了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头脑，他们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许多大城市立即组织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8月3日，决定组织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把进攻的重点放到东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事先他们征求了刘伯承的意见。
　　刘伯承刚回到国内，对根据地的力量和白区工作的基础还没有深入的了解，但根据沪顺起义和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六大关于争取群众，团结积聚革命力量，作好武装起义准备的方针，他对这种冒险主义的做法是有疑虑的。然而，这是他切次进入中共中央决策机关工作，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不允许他作出公开反对的表示。他没有在全局上对李立三等提出反对意见，但提醒他们目前进攻的重点不应指向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而应向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北方发展；并指出南京暴动如果成功，据提供的力量计算，仅“可以固守一个月”。
　　李立三军事上不在行，他需要利用刘伯承这样的军事专家来为他的冒险主义方针壮大声势。因此，他抓住刘伯承的意见大加发挥。在8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先是搬出刘伯承向北发展的意见，提出要用6个军向北进攻，组织发动郑州、开封、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暴动，消灭正与蒋介石混战的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力量，接着又借刘伯承说过的如南京暴动成功可守一个月的话，竟推断出“我们无疑的可以在这一月中发动全国几千万、几万万群众起来拥护南京苏维埃，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决胜负”。
　　1930年8月，共产国际先后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周思来、瞿秋白决定停止执行南京、武汉暴动计划。但对于第二次打长沙的计划并未停止执行，而是认为应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保证二打长沙的胜利。这就没有从根本上纠正立三路线，而只是部分地纠正了李立三制定的”左”倾冒险计划。
　　刘伯承对周恩来素来敬重，通过参加会议和单独交谈之后，深为周恩来的意见所折服，进一步认识到立三主张之非计。这时，中共中央领导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瞿秋白和周恩来身上。周恩来任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首先在实际工作中纠正立三路线，以减少损失。他代表中共中央派遣刘伯承去长江局任军委书记，贯彻国际指示，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
　　长江局是8月1日刚成立的。管辖的范围是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5剩中央通告有关方面：“湘鄂赣川的红军及士兵运动过去为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指挥者，今后统归长江局军事委员会指挥，各前委、各军委、师委等今后与长江局军委建立直接关系。”刘伯承去长江局，担负着扭转领导机关的“左”倾和停止执行冒险计划的使命。
　　8月30日，刘伯承穿灰绸长衫，戴墨镜，手执纸扇，装成大学教授的模样前往武汉，9月2日平安到达。长江局于当天夜里在汉口中山中路一个药房的楼上召开主席团会议。会议由长江局书记项英主持，主席团其他成员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都到了会。首先由刘伯承传达中共中央指示。他说，在湘鄂赣豫4省，敌人的武力还没有完全解体，还有力量可以暂时镇压某些城市尤其是武汉的革命力量，而我们主要部分的红军与赤卫队的力量还未完全集中指挥与行动一致，武汉的工人群众大多数还未发动与争取过来，工人组织的主力部分也还未建立起来，尤其是武汉共产党的力量还很薄弱，全市党员才150余人，领导还很散漫与隔膜。在这样的条件下，武汉还不能暴动，武汉还不是暴动的前夜。第一步应当是争取长沙、岳州的胜利。我们现时的一切工作布置，应直接间接地帮助这一中心步骤达到目的，不容许我们分散主要力量向着四面八方发展，减弱长沙、岳州胜利的可能。中央认为项英主张在何键主力未瓦解前便分散军力向湘赣两方发展，是不妥的。刘伯承委婉陈述了中共中央指示的主旨后，接着详细地谈了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中心意思是围绕着红一、三军团二打长沙，湘、鄂、赣3省的红军部队应向当面之敌发动攻势和积极截断铁路线，牵制敌军调动，以保证红军主力一、三军团攻占长沙、岳州及株（洲）萍（乡）铁路。最后，他强调指出：“必须多着重于三省的配合布置，特别是抓着中心，抓着敌人的弱点来加强工作，以建立与巩固苏维埃根据地，集中与加强红军的领导，广大的发动农民暴动，向着中心城市发展这一方面多用力，以推动与影响城市工作，以争取武汉的胜利。”刘伯承发言完毕，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改变和调整各方面的部署。有人提出：一、三军团加拿下长沙，是否接着打武汉或南昌，实现“会帅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刘伯承力主持重，答以“要看当时情形来定”。
　　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传达到红军一、三军团前，两个部队的领导准备再打长沙，认为上次三军团靠自身力量都能攻取长沙，现在是两个军团并肩作战，若鸟张两翼，车行两轮，打下长沙更是不成问题。为了加强作战的领导，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同时组成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方面军兵力达到了万余人。29日，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准备攻城。
　　经过侦察，发现长沙守敌较多，又抢修了坚固的工事。毛泽东、朱德等决定不作盲目强攻，而采劝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利攻入长沙”的战法，在城郊待机。但敌军也采取持重不出的方针，仅以小部队出击，主力始终没有脱离坚固阵地。红一方面军组织了两次攻城，均未奏效。这时，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关于当前军事行动的计划传到了红一方军。总前委权衡再三，认为根据当面敌情不适宜强攻长沙，于是决定，于9月12日撤长沙之围，转向株洲、醴陵、萍乡、攸县地区，寻机歼敌。这就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
　　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但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摸索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还没有为全党所认识和接受，对“左”倾路线不可能彻底地认识和纠正。
　　刘伯承在川军中历事经年，又曾于南昌起义前夕在武汉公开活动，驻鄂川军有许多人认识他，武汉军界也有许多人跟他见过面，这给他在长江局开展秘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项英、任弼时等非常关心刘伯承的安全，不允许他外出活动，只在住处运筹策划。后因出了叛徒，汉口、汉阳、武昌3个区委机关都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工作人员不断被捕牺牲。12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长江局工作人员撤退转移，只留少数人员坚持武汉工作。因此，刘伯承于年底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
　　上海愚园路的一幢二层小楼里，迁来了“林直木教授”一家，这位林教授就是刘伯承。同他一起生活的有他的新婚妻子吴景春、岳母和妻弟。军委工作人员朱瑞也住在这里。吴景春一家三口新从四川万县来上海，没有三亲六故来往，这是很符合秘密工作规定的。吴老太太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经常烧香念经，弄得家里香烟缭绕。在外界看来，这样一户人家，断不会是共产党。别说外界人，就连吴景春，当时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共产党员。刘伯承就这样开始了在上海的地下工作。
　　一天，交通员黄杰穿着花旗袍，打扮成走亲戚的阔小姐模样，提着一筒藏有文件的茶叶来访。抬头一看，系在二楼窗户上的一根红绳子没有了，这表示里面出了问题。黄杰在附近反复观察，虽看不出异常动静，但根据秘密工作纪律，终不敢贸然进入，于是转回成都路军委机关，向军委书记周恩来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