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家族原有业务的同时，他最小的兄弟詹姆斯自己在巴黎开始创业。在稍后的19世纪20年代，萨洛蒙和卡尔在维也纳和那不勒斯建立了法兰克福银行的分行。这五家机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合伙体制，联手进行大宗交易，分享利润并分摊成本。经常性的事无巨细的通信联络克服了地理分割的障碍。合伙人之间只有在环境变化需要对他们之间的合伙条约进行修改时，大家才会聚首，而这种情况也是很多年才会出现一次。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序（4）
这种跨国的结构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几方面特别重要的优势。首先，这种结构使他们可以进行套利操作，充分利用市场间——比如说伦敦市场和巴黎市场的价格差异。其次，他们相互间可以在某一机构出现资金困难及偿付压力时进行相互救助。金融危机从来就没有以同等的严重性在欧洲各地同时出现过，就连1848年的时候也没有。当英国在1825年遭受严重危机时，詹姆斯可以援助内森。而1830年巴黎市场出现暴跌时，内森有了报答的机会。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如果维也纳的银行是一个独立实体的话，它在1848年的时候就已经破产。只有在其他银行愿意勾销掉巨额欠债的情况下，萨洛蒙的儿子安瑟尔姆才有可能重建它。
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分配利润，只是以他们各自的合伙股份为基数收取很低的利息——他们很快就有能力操作那些规模空前的业务，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到1825年的时候，他们的银行规模已经10倍于与他们差距最小的竞争对手——巴林兄弟的银行。反过来，这又使他们开始修正他们的经营战略。在经过早年的高风险高收益的经营后，他们现在可以在不危及他们的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从事利润摊薄的业务。事实上，这个从追求利润最大化上退下来的转变，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罗斯柴尔德合伙制作为企业能做到基业常青的原因。在他们的发展道路上曾经反反复复遭遇过很多对手——雅克·拉斐特是在复辟时期的一个经典例子，他在市场上涨时通过高风险交易已经超过了他们，但在跌落周期出现时，他只是保全了自身。
贵随富来。在同时代人的眼里，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新金融的化身：他们出生于犹太家庭，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很粗俗——但只是数年的时间，他们积蓄的账面财富已经远远多于大多数贵族的资产。从表面上看，这些暴发户都渴求那些原有精英们的接纳。似乎是为了抹去那些过去（像卡尔所说的）“我们都挤在一个小小的阁楼间里睡觉”的记忆，他们购买了繁华大街上雅致的联排别墅，比如皮卡迪利大街、拉斐特大道，不久之后，他们在加奈斯贝里、弗里耶尔和希勒斯多夫等地购买了第一批乡村别墅。他们用17世纪的荷兰油画和18世纪的法国家具装饰这些房子。他们举办奢华的宴会和珠光宝气的舞会。他们追寻名衔和其他荣誉：平民雅各布·罗斯柴尔德摇身一变，成为了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阁下、奥地利驻巴黎总领事、荣誉军团骑士。他们把自己的儿子作为绅士来培养，为他们提供在犹太聚居区闻所未闻的休闲活动：骑马、打猎和艺术欣赏。他们的女儿上肖邦的钢琴课。那些知名的人物——最有影响的，比如迪斯雷利、海涅、巴尔扎克都从这些新的“美第奇家族”寻求赞助，对这些新贵的讥讽，只会偶尔出现在他们的作品里。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私底下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急剧上升却常常自嘲。头衔和荣誉称号只是“社交的一部分”，可以为这几兄弟进入权势的中心提供帮助。做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结果却都是大同小异：大多数情况都是工作应酬，这与我们今天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他们对下一代的绅士化教育也很肤浅：他们的儿子真正的教育课堂还是在“账房”。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序（5）
罗斯柴尔德家族最重要的社会认同传统是宗教。他们不像很多其他富裕的欧洲犹太人那样在19世纪20年代改为信奉基督教，而是一直坚定不移地信奉着他们祖宗的信仰。尽管他们每个人对信仰的虔诚度不一——阿姆斯洛严格遵守各种教规，而詹姆斯却相对懈怠，但几兄弟却都认同这个观点，即他们能取得这种世界性的成功与他们的犹太信仰密不可分。正像詹姆斯所说，宗教就是“一切，我们的好运和我们的祝福都依赖于它”。当内森的女儿汉娜·梅耶为了能与亨利·菲茨罗伊结婚而在1839年改信奉基督教时，她所有的亲戚，包括她自己的母亲，几乎都与她断绝了关系。
罗斯柴尔德家族坚信他们对犹太教忠贞不渝的信仰与他们取得的全球性成功密不可分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他们对那些“穷困的同教兄弟姐妹”命运的关注。他们把自己对更广大的犹太社区所肩负的这项使命的范围，从传统的慈善捐助扩展到了为犹太人的完全解放进行系统的政治游说。由梅耶·A·罗斯柴尔德在拿破仑时代所采取的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钱保卫犹太人的公民及政治权利的做法，几乎通行无阻地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当1840年犹太人在大马士革被错误地指控“宗教谋杀”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指挥了一场非常成功的运动，结束了对他们的指控，这只是众多成功案例中的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给天主教大主教的贷款也被用来作为改善那些天主教国家中犹太人地位的手段。但很有意思的是，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家门口的努力却很不成功。内森和他的妻子汉娜早在1829年时就开始参与了结束国会排斥犹太人的运动。但一直到内森死了7年之后，事情仍然毫无起色。这就留给他的儿子列昂内尔一个领导盎格鲁——犹太人争取解放的机会：这就是本集开篇的事件。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更广大的犹太社区的认同感并不是绝对的。这不仅是由于他们的富有，也因他们的家族谱系把他们与其他欧洲犹太人割裂了。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推崇同族通婚——婚配不仅限于他们的共同信仰，甚至只限于自己最近的血亲家庭。当时的情况似乎是只有罗斯柴尔德家的人可以娶罗斯柴尔德家的人：在1824～1877年间，梅耶·A·罗斯柴尔德的后代有21桩婚事，其中不少于15桩出现在他的直系后人中。最典型的要数内森的儿子列昂内尔和卡尔的女儿夏洛特在1836年的婚姻，这是一桩包办的并不太幸福的婚姻。这种做法背后最主要的考虑是加强经济合伙制的凝聚力。尽管用现代的眼光来看，那一阶段的家族树看起来充满了遗传风险，但他们的这个目的还是达到了。堂表亲间的婚姻确保了家族的资本不会被分散。与被奉为圣典的不准女儿和女婿参与合伙的严格规定，以及梅耶·A·罗斯柴尔德要求兄弟间保持团结的不厌其烦的交代一样，血缘婚姻也是防止罗斯柴尔德家族重蹈托马斯·曼所描写的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覆辙的一项重要策略。当然，其他的王朝家族也采用类似的做法。堂表亲婚姻在犹太商业家族里相对比较常见。其实这种情况也不仅限于犹太人：英国的贵格会教友之间也有类似的习俗。事实上，甚至欧洲的皇室家庭也都采用堂表亲婚姻来加强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血亲婚姻推崇的程度，连萨克森…科堡美国王室（1901～1910）。——译者注皇族都难望其项背。正是这个原因使海恩里希·海涅把他们称为“异乎寻常的家族”。确实，其他的犹太人基本上都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成是某种类型的希伯来皇族：既是“犹太人的王者”，同时也是“王者的犹太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序（6）
1830年的革命揭示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跟神圣同盟狼狈为奸，而是完全愿意对解放者甚至是革命政权提供他们的金融服务。要是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就是在被革命的第一声春雷吓得魂飞魄散之后回过神来，詹姆斯发现与路易·菲利浦这样的“资产阶级领主”做生意要更容易。与这种情况完全一致的还有新的比利时政府，特别是当它（像希腊一样）接受了一位“听话的”日耳曼王子作为他们的领主（这位新领主早已经是罗斯柴尔德的客户）并屈从于这些大国制定的共同国际准则时。第二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这些大国达成这种局面持乐观的态度，并且深信在这种局面下，金融的杠杆作用可以得到尽情发挥。
革命的爆发一度引发了法国的长期公债暴跌（法国的永续债券就相当于英国的永续公债）。这场灾难几乎让詹姆斯在惊恐中陷入了灭顶之灾，他的账面出现了巨额的赤字。但是，造成欧洲金融市场在19世纪30年代出现如此巨额缩水的原因——甚至还推延了长期公债在相对稳定的君主立宪体制确立后的恢复——是担心像18世纪90年代那样，由法国革命引发欧洲大陆的战争。正是这种担心与那些引发当时金融市场恶化的所有其他原因一起推高了公债的利息，连那些没有受到革命波及的国家也未能幸免。
在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波兰和意大利多次面临战争一触即发的险境。这期间，每一次危机出现时，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很好地联合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他们独特的高速通信网络——主要依靠私人信使带着信件穿梭往返——直到现在都还被欧洲大陆的主要政治人物用来作为特快邮件服务。这给了这个家族另外一种权势：知识。詹姆斯面见路易·菲利浦，聆听他的意见，之后把他的这些意见写在他给萨洛蒙的信里；萨洛蒙去拜会梅特涅，把这些意见传过去。这个过程然后又反向重复，当梅特涅的回复抵达路易·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