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德而是他们的一位名叫摩西·蒙蒂菲奥里的女婿，被授予了骑士称号并被封为男爵，因此，正如詹姆斯所说，“提升了犹太人在英国地位”的不是罗斯柴尔德，而是伊萨克·莱恩·戈尔德施密特领导的犹太人争取公民权利及基本人权协会。
然而在1840年的大马士革事件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有关犹太人解放的问题上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首开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应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改善欧洲大陆那些对犹太人不很宽容的国家的犹太人地位的先河。在1842年，詹姆斯去拜见基佐时“对波兰犹太人的情况表示关切”，而安瑟尔姆正在协调各种媒体反对当时普鲁士提出的新的反犹太人规定。在1844年，由尼古拉一世提出的进一步减少犹太人聚居区的“令人作呕”的措施，以及将俄国的犹太人学校和社区直接置于政府控制的计划，促使列昂内尔在沙皇到访伦敦前频繁拜访阿伯丁爵士和皮尔。当蒙蒂菲奥里准备到俄罗斯去抗议政府对犹太人的不公平对待时，列昂内尔再次去拜见皮尔，请求为他去见内斯尔罗德伯爵写封介绍信。按照同样的脉络，我们看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怎样利用1848～1849年的罗马政治危机，迫使教皇对梵蒂冈城里的犹太人做出了让步。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8）
就是在英国这样一个以宗教刻板闻名的国家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进行了为争取犹太人权利而进行的最为著名的斗争，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期间英国犹太人的地位在很多方面看都是不平常的，按中欧的标准看，这说明那里的犹太人社区规模非常小。生活在不列颠群岛的犹太人总人数在1828年的时候是27000人；32年后（经过几十年空前的全国性的人口高速增长后），犹太人的总数也只是40000人——大约占总人口的02％，其中半数生活在伦敦。在欧洲大陆，当时对待天主教的态度（特别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已有所改变，而对犹太人的敌视已经听不到了。但是在法律上，尽管大多已经形同虚设，但仍然存在各种权利方面的限制，包括禁止犹太人拥有地产和捐赠学校。最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很多的公共机构里——其中最关键的是国会——都要求按基督教徒的方式起誓。废除这个誓言成为了罗斯柴尔德在此期间政治活动的最主要目标。
在妻子汉娜的影响下，内森在1829～1830年《天主教解放法案》成功通过后，提出了犹太人的政治权利问题。罗斯柴尔德对托利党的彻底失望可以上溯到这个时期，因为很明显的是辉格党人更有可能支持犹太人获得相应的权利。这种政治调整在内森死后也一直在继续，其直接表现形式为罗伯特·格兰特在下院面对托利党人的强烈反对，提出了一系列的解放法案。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引起众多研究者重视的记录显示，纳特在1841年为那些当选为地区性政府议员的犹太人争取采用萨洛蒙当选伦敦金融城行政长官时使用的经过修改的誓词的运动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只可惜运动没有取得成功。托利党人在参议院对这个议案的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此非常在意——对改善与这一方的关系没有任何作用。在保守党赢得1841年选举后的第一时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赫里斯就警告新上任的内政大臣亨利·古尔本，他可能得面对金融城里“犹太人和经纪人”的反对：
你应该时刻牢记，所谓的贵族对你的态度不会像过去那么友善。琼斯·劳埃德、萨姆·格尼和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些人在金融城选举中的倾向，表明他们对保守党没有好感。但他们不会太感情用事，去为自己的利益设置障碍，尽管他们永远不会原谅否决了为犹太人当选下院议员扫清障碍的提案。那些资本市场的巨鳄比其他领域的任何人对财政手段的支持或是阻碍都更有力量，就算那些人的资本比他们的还大也无济于事。
一封来自于一名当时的积极分子的信证实了梅耶确实参与到了金融城里的选战，他组织人为自由党投票。很重要的一点是梅耶在1841年的时候被选为了布鲁克斯俱乐部的理事。一直到了1852年，他的弟弟安东尼也成为了一名理事。兄弟俩同时还是另外一家公开的政治改革俱乐部成员。同样的，在1852年的时候，阿尔方索成为了一家高级赛马俱乐部的会员，同时还是团结之家（CercledeIUnian）的成员。
当皮尔要求威灵顿为支持他的政府擂鼓助威的时候，这位公爵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悲观。他警告皮尔：“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政治目标，特别是老夫人（汉娜）和列昂内尔先生。他们一直都渴望着得到对犹太人政治权利诉求的支持。”尽管他“现在比在伦敦的时候更像是一个托利党人”，纳特强调说他对皮尔的支持是在严格的条件基础上的：“我相信他对我们可怜的犹太人是有同情倾向的，如果他能还给我们相应的权利，他就会得到我的支持。”对于纳特来说，使罗斯柴尔德家族疏远了保守主义的原因，仅仅只是出于犹太人利益的考虑。就像他在1842年的时候，用半真半假的口吻写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9）
你们应该知道，尽管我在英格兰是一名坚定的辉格党人，在这里又是狂热的保守主义者，但我认为如果那不是从身体的某个部位移除一小部分，而且也不是比利（安东尼）一直认为的最具重要性的那一部分，如果它使我们不能行使那些根本不了解我们艰难处境的那些人同样的政治权利和基本人权的话，我想你们应该也得采用后面的那种思维方式。
尽管外表看起来总体上更像是自由党人，但安东尼很乐意看到皮尔与他的党派在下院遭遇到麻烦，他认为——看起来似乎是正确的——这可能会使他“向自由理念的方向上转变一点，如果罗伯特爵士能为可怜的犹太人做点什么的话，我就信任他”。至于列昂内尔，他在1843年10月的城市补选中毫不犹疑地支持自由党候选人詹姆斯·帕蒂森，为了投票，他竟然号召犹太人选民们打破安息日的规矩。这些选票对选举的最终结果是决定性的，因为帕蒂森仅以非常微弱的优势击败了他的托利党人对手——也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对手托马斯·巴林。
然而，列昂内尔对学戴维·萨洛蒙的样子直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一直表现得迟疑不决。对他的这种迟疑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纯粹行为上的问题：政治可能占用掉一个像N·M·罗斯柴尔德公司这样如此规模宏大的高级银行的合伙人的宝贵时间。或许列昂内尔同意詹姆斯的观点——这个观点早在1816年的时就提出来了——“一旦一个商人参与了太多的公共事务，他很难再继续他的银行业务”。另一方面，来自家庭成员的压力——包括詹姆斯——要求他做些工作来提高家族成员在英国的地位，也是相当大的。詹姆斯对政治活动的概念还停留在19世纪20年代那些已经过时的经验里，当时，他和他的哥哥们通过迎合与他们有业务往来的各个地区的封建领主而精神抖擞地去领受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
他试图在1838年鼓励他在英国的侄子去做同样的努力，他告诫列昂内尔说：
我已经与比利时国王进行了长谈，他向我们承诺同意给英格兰女皇写封信，他还安排他的妻子写信给他们，要求你应该应邀参加所有的舞会国王给四兄弟下了一道谕旨如果你，我亲爱的侄子，喜欢这些绶带，那么我保证下次你就是受勋的人，只要条件允许，尽管在英国并不佩戴这些东西。
不太过时的是安瑟尔姆“在一两年之内能够来为你们中的一个人庆贺坐上了国会的席位，并聆听你们的精彩演讲”的期望。当伊萨克·莱恩·戈尔德施密特在1841年成为第一位犹太人准男爵时，安东尼从巴黎写来的信上说：“我已经喜欢上了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爵士，他是可靠的。”类似的，当萨洛蒙在1843年被授予维也纳“荣誉市民”时，安东尼明确地希望这件事能“在古老的英格兰产生反响”。
压力在1845年时急剧加大，因为戴维·萨洛蒙又得到了很重要的一分。在赢得了泊特苏肯市参议院的城市选举后，萨洛蒙面临着“以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念”的誓词问题。在他拒绝起这个誓后，阿尔德门法庭宣布他的当选无效。萨洛蒙向皮尔抱怨，与安东尼所预测的一样，皮尔对犹太人给予了更多的同情，他通知###官林德赫斯特起草一个法案，废除了所有遗留下来的影响犹太人权利的地方性歧视性规定。该法案于1845年7月31日生效。同年，禁止犹太人拥有不动产的老法律也取消了。列昂内尔事实上在确保这份议案的通过方面也很尽力，他作为由仲裁委员会派出的5人小组的成员，为这件事去游说皮尔。但萨洛蒙获得的荣誉却引发了列昂内尔那些充满竞争精神的亲戚们的不满。“我本来应该很高兴看到您成为伦敦的勋爵，而且是代表金融城的国会议员。”列昂内尔的兄弟纳特写道，“你应该去游说东印度公司，我亲爱的列昂内尔。”一年后，纳特还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内容：“我们的法国老顽固全都在说你不久就会进入下院，而且你现在正在做着准备。”当萨洛蒙在获胜后不久访问巴黎时，汉娜很冷淡。她在给夏洛特信中说：“我们应该允许他去享受（这种出于良好动机的）成功所带来的满足感，我们自己应该全心全意地参加，满怀着美好的意愿，这是我们真心希望和相信会对我们所属的群体带来益处的意愿，从这个角度看，我不怀疑个人的荣誉和影响将会受到适当的重视。”萨洛蒙再次当选为市议员，时间是1847年12月。在1855年的时候，他继任伦敦市长勋爵。摩西·蒙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