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劳尔出于礼节性考虑所提供的情报，塞瑞尔·弗劳尔刚好听到格莱德斯通谴责丘吉尔是“一个没有原则性的小流氓，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而从纳蒂那里得到消息是，他曾经告诉过布雷特“哈尔科特和迪尔克的看法是格莱德斯通先生会放弃《地方自治法案》，并且考虑他的同事们的意见”。为了鼓励###者，艾尔弗雷德告诉哈亭顿说萨利斯伯利愿意在由他领导的联合政府中出任外交部长，他可以向丘吉尔保证：“关于哈亭顿投降的说法没有丝毫的证据；事情完全是相反的。”
到了3月份，注意力转移到了张伯伦的身上，他在一段时间内曾经渴望与格莱德斯通断绝关系。在勒景诺德·布雷特的一次晚宴上，贝尔福遇到了张伯伦，同行的还有两名重要的辉格党人，阿尔伯特·格雷和纳蒂。按照贝尔福告诉萨利斯伯利的说法，所有在场的人都“公开表示，张伯伦将会离开政府”，格莱德斯通给大家讲了很多他的爱尔兰计划，“让乔相信他至少是不会食言的”。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纳蒂和格雷确认他们已经计划好了在金融城里举行“一次大型的反对地方自治的大会”，尽管无论是纳蒂还是张伯伦都觉得这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然而，大会还是于4月2日在吉尔德厅召开了，而且纳蒂自己公开宣布次月在威斯特敏斯特宫饭店举行第二次会议。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进自由统一党总务委员会，这标志着他与格莱德斯通最终的政治决裂。与他一起加入的其他有名的犹太人议员还包括他的堂弟费迪南德和弗兰西斯·戈尔德施密特，但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他们的犹太人身份，金融城的企业——包括乔治·高森、勒维尔斯托克和很多的其他人——都是绝对的统一党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11）
按照阿尔方索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最期待的事实上是“一个哈亭顿—萨利斯伯利政府”，一个联合政府，换句话说，就是自由统一党和保守党的联合政府。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目标并不容易达成。丘吉尔和纳蒂说服哈尔科特加入他们计划的尝试没有成功；而6月13日——《地方自治法案》在下院被否决后的第5天——在瓦德斯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张伯伦告诉贝尔福，他认为一个自由统一党…保守党联合政府“没有可能”。他能提供的至多是“对哈廷顿肯定的而且完全的理解，以及足够尽管不是完全的对我的理解，并通过在发言席后的各种咨询”确保“行动中有足够的团结性”。当纳蒂在三天之后见到他的时候，这从本质上说其实应该是哈亭顿的意见。
“摆脱格莱德斯通”的共同目标在一种报复的心态中实现了。那年7月份的大选结果对于格莱德斯通和《地方自治法案》来说是“毁灭性”的：选出的代表中保守党人316名，自由统一党人78名，而格莱德斯通派有191名，爱尔兰国民党人85名。苏格兰地区的失败特别惨重——“老头子屁滚尿流”——这里由纳蒂督促着丘吉尔和张伯伦竞选。脱离G·O·M在乡村选区的说法与费迪南德在艾勒斯贝利的一样。但是统一党内的和谐——反映在布雷特的记忆中的丘吉尔、纳蒂和张伯伦“三人齐心协力领导帝国的事务”——并不长久。召集“大量的自由统一党人”一起到门特摩尔打猎很简单，但是要让他们一起在政府里工作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早在12月份，萨里斯伯里、丘吉尔和张伯伦对政府的《县级议会法案》的看法出现了分歧，而且丘吉尔因为自作主张在同一个月讨论国防预算而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在次年的2月份，纳蒂对政府的爱尔兰政策彻底失望——一个他认为“非常腐朽的”胁迫和《新土地法案》简单混合的政策。“你会发现你的老同事被那些无休止的熬夜和越来越强烈的对一个强硬爱尔兰政府的要求弄得精疲力竭。”他这样对丘吉尔说。他预言，如果政府再不“小心，那种以某种形式出现的，认为地方自治更适合目前的混乱和不满情绪的想法将会反弹”。
纳蒂在这个时期真正的政治忠诚似乎只是对哈亭顿。布雷特告诉哈亭顿，纳蒂、丘吉尔和张伯伦达成一致的，是“维护好（自由）统一党，而且您的愿望和意见似乎是他们全部考虑中最优先的因素因而根本的问题是，借用伦道尔夫的说法，‘不让格莱德斯通那帮人掌权。’”塔迪在3月份使用了一个真正的地主才会采用的隐喻，建议丘吉尔说，如果由统一党人发起或者支持的措施通过的话，他们应该知足：
哈亭顿不是乳臭未干的小孩，而且也没有失去他的羊群（意思是指他的支持者），他和乔以最大的热情和精力支持政府，都是跟稍后的《刑事法案》和《大额采购法案》有关。草场上还放养着几匹血统存疑的马，他们的老子有两匹或者三匹的种马都有可能（也就是在下院与相当数量的目的各异的赞助人有关的立法措施）。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我应该说，这些措施最早提出的人很难确定，但是其中之一肯定是乔。
当爱德华·汉密尔顿在8月份与纳蒂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人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哈廷顿马上就要当首相了，而且是真正的‘自由党’首相，尽管现在是所谓的保守党在做代表。哈廷顿不会再次被安排去做那些激进党人的脏活累活。他的忍辱负重已经超出了对党的忠诚感情”。而纳蒂披露了自己对张伯伦也越来越不信任，而在张伯伦自己的说法中，似乎那些自由党过去的宗派可以重新团结起来。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12）
对于张伯伦来说，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大人物。他是披着托利党人羊皮的激进主义的狼。他是典型的民主主义者——一个大肆挥霍的沙文主义者——与丘吉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为后者在经济和外交问题上是一名很典型的皮尔派人士。而对于格莱德斯通先生来说，他没有任何机会——对最近两年甚至是两个月中自己心里想什么事情他从来都弄不清楚，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持续的危险。因此，一个像汉密尔顿那样对格莱德斯通派如此忠诚的人也对此表示了自己的蔑视，对此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他无法否认纳蒂“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所具有全面的知识”）。但是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汉密尔顿接下来的活动安排居然是与罗斯伯里在门特摩尔一起吃饭，而此时的罗斯伯里已经被看成是（最起码将会是）自由党人将来某一天在上院里的代表。
换句话说，他们所争论的话题事关自由党的命运，由哈亭顿牵着走向东，张伯伦拉着走向西，而罗斯伯里则处于两者之间，想着从格莱德斯通的沉沦中抢救点什么东西出来。当然，纳蒂想尽量把丘吉尔和哈亭顿调和到一个“真正的”自由党的标签下面的愿望，由于前者糟糕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而夭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自由统一党似乎还是有可能避免被保守党人一锅端的机会。还有就是为什么纳蒂要建议在1890年的大选中为哈亭顿提供自由统一党的竞选经费，而且鼓励德比爵士也这样做？不应该不切实际地像纳蒂在1888年所做的那样去推测，格莱德斯通已经被“适时地逐出了权力的舞台”，而且“随着格莱德斯通先生的离去，《地方自治法案》就会自生自灭”。甚至格莱德斯通在自由党获得1892年胜利后的政治反击，最后也都证明是短命的；而罗斯伯里的继任者也只能很谨慎地乐观，他必须时刻提醒他自己，对《地方自治法案》和上院的改革只可能是表面上的。
与政治家的关系
或许，纳蒂在19世纪80年代风云变幻的政党政治中的作用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他远离作为一个银行家所应该关注的那些东西。或许我们可以说，一名罗斯柴尔德人首次以职业政治家的身份为了自身的利益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时，在他们对爱尔兰或者是社会政策的辩论与他们自己作为富裕的地主的利益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联系。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时刻牢记在心，当所有这一切都在发生的时候，纳蒂仍然还是把他大多数的工作时间花在纽科特，而且作为一个银行家，他最优先的政治考虑是对外的政策，而不是国内的政策。甚至就在我们探寻并且重建他在关于地方自治的辩论中的作用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记住其实他考虑最多的还是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角度。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他们的政治关系来影响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解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之一是考虑他们在后迪斯雷利时代与两位政治家的关系。他们与这两位的关系最为密切——伦道尔夫·丘吉尔和罗斯伯里。而且有必要在此简单说明一下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帝国属地中最为重要的地方：印度。
在1880年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印度没有太多的兴趣，尽管他们与在那里的公司有些业务。当他们的亲戚加布里埃尔和莫里斯·沃尔姆斯在丧失音信25年之后，于1865年从塞伦回来的时候，夏洛特不仅被他们的外貌——“苍老、猥琐的英国高加索印度人”所震撼，同时也被他们描述的茶叶种植生活所迷住。那些赤身裸体的苦力，闷热、蛇、大象、豪猪、吃珍珠的昆虫，仿佛就像是发生在另外一个星球的事情；沃尔姆斯把他所拥有的一个种植园叫做“罗斯柴尔德”，只是一种赞誉，并不是说明这个家族在拉吉有经济方面的参与。然而，在1880年之后，这一切都变了。1881～1887年间，夏洛特的儿子们负责为印度铁路发行股票，价值总计640万英镑。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13）
自由党的下台以及丘吉尔被萨利斯伯利爵士在1885年夏天任命为印度国务卿，似乎预告了罗斯柴尔德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