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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控制水害的问题，人类的认识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几千年。这要从鲧禹治水说起，这个故事真实到什么程度，可以留待历史学家去考证，但这个故事所反映的治水精神却值得我们深思。鲧以堵治水，失败了，因为他违反自然规律；禹以导治水，成功了，因为他顺应自然规律。当代治理河流，无论中外，仍然是这两条路线，即主要是工程治水，还是生态治水。工程治水的主要标志是筑堤筑坝，强调人的行为，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生态治水的主要标志是保护森林，保护湿地，强调尊重自然，用“自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们主张生态治水，并不排斥工程治水。都江堰也算一“坝”，谁反对呢？河狸在筑坝拦水，人类也在筑坝拦水，过去在做，现在在做，以后还会做。河狸能量小，啃树筑坝即使对自然有所破坏，自然也有能力修复，而人类筑坝是越筑越多，越筑越大，越筑越高，而且是跑马占地，不给任何河流以任何喘息。你要提个意见，他们便把问题推向极端：“环保主义者就是反对所有的修坝。”对这句话我提三个意见，第一、我不同意用“环保主义者”这个词，正如我不会称呼这些人士为“水利主义者”一样；第二、反对无节制地筑坝并不只是关注环保的人，它包括各方面人士，其中就有一些有良知有历史责任感的水利工作者。第三、我们从来不反对所有的筑坝，在什么地方筑坝？什么地方不筑坝？筑多少？筑高坝还是低坝？是有原则区别的；同样的道理，尊重自然，保护生态并不是原封不动。人类要改善生活，社会要前进，大自然也永远不会重复自己，原封不动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怎么动？是根据主观的愿望“以人为本”来动，还是根据客观的规律“以生态为本”来动。何先生说要权衡轻重，我看重在后者，不在前者。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是重中之重。河流是流动的，是有生命的，河流是一个生态系统，河流蕴藏着丰富的自然历史和人文历史，人类文明大都诞生于大河两岸，并非偶然；而文明的衰落，却又与大河流域生态的破坏息息相关。沿黄河流域的历代古都西安（镐京）、长安、开封（汴京）、洛阳便是一例。古看黄河，今看长江，当长江变成“黄河”的时候，黄河又开始断流了。中国在五十年之间，已经建设了八万多座水坝，其中大坝的数量已经接近世界大坝总数的一半，如果我们再把全国的江河都变成梯级水库，完全改变了山河的自然格局，就会将所有河流流域的生态破坏殆尽，有河无流，污染和淤塞频频告急，再加上堤坝老化和病险的速度相当快，面对着残破山河中这一堆堆水泥垃圾，我们的子孙又将如何收拾？我想一个从客观、从全局、从历史、从绿水青山和子孙后代着眼的人，是不会不考虑这些问题的。
人类对待自然历来有各种各样的态度，有人划分为四个阶段：畏惧自然——崇尚自然——藐视自然——尊重自然。这样划分不一定准确，但它基本反映了人类的一个认识过程，我相信尊重自然是一个进步，将会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
正是在这种种认识的过程中，引发人们要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究竟应该是以主观为本，还是以客观为本？以某些人某些集团为本，还是以整体人类为本？以一两代人的利益为本，还是以千秋万代和万物一体为本？以人为本，还是以生态为本？正因为如此，才逐渐形成了研究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学与生态伦理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产生了人对自然的态度的转变——从藐视自然到尊重自然，因此我们才宣扬生态伦理，宣扬爱心，宣扬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我的已故妻子——一个钟爱自然和执著环保的美国人，说过一句感染过很多人的话：“热爱大自然的人都是好人。”我相信，这句朴素的话表达了一种深远的天人交汇的精神力量。而“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把爱心扩展到大自然没有可操作性”的说法是不可取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