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肚子里又痛起来，哇地干呕了两声，李哥微拧着眉，又拿纸巾给我擦了擦，然后把脏了的废纸揉成一团．随手扔了。
那人忽然走了过来，扯过我空着的一只手，扛在他肩膀上，飞快地说了一句：「我来。」
我抖得厉害．酒喝得太多，人似醒非醒，只觉得像蜗牛出门少背了一个壳，又冷又怕，谁都不敢看，哪都不敢去。
李哥却不肯放，和他互相僵持了一会，那人先说了一句：「我背钱宁回去，前几次也是我背的。」
李哥静了一会，才说：「我有他家钥匙。」
我飞快地瞥了那人一眼，看着他忽然刷白的脸，只觉得连眼眶也被酒气熏得发红，心里装满了伴随着钝痛的快乐。
戴端阳，这三个字已经跟了我整整十五年，它像噩梦一样从不在人清醒的时候来，侵袭时避无可避，一惊醒就是满脸泪痕。
端阳站在那里，被雨水打湿的额发温顺的贴在额头上，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一个微笑： 「我也有钥匙，只是还回去了。」
我脚下发软，靠李哥稳着，低头又干呕了一会。脚边全是坑坑洼洼的积水和秽物，肚子早就空了，酒气一蒸，还是习惯性的发出作呕的声音，连胆汁都呕了出来。
端阳那只手是冰凉的。我拾起头，把手从端阳手里抽出来，歪着脑袋冲着他笑，又朝他摆摆手。
李哥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只是架着我上楼，我回过头，看见端阳还站在那里，缩着脖子，像是觉得冷。
进了门，李哥把门锁上，想找点吃的给我。我坐在椅子上看着他走来走去，等他回过头，忽然愣了，半天才说：「钱宁，你真是醉了。」
我还在看他，只知道眼泪狼狈地挂了一脸，傻乎乎地回了一句：「为什么？」
他脸色阴郁，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不点，只是叼着，窗外霓虹灯火在细雨里化成无数色块，他突然狠狠地踹了一脚桌子：「还哭！」他喘了好一会，才说：「钱宁都不像钱宁了。」
我把头埋在膝盖，又流了一会马尿，真他妈的醉了，都不像我了。
认识这么久，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在猜对方还在乎不在乎，猜不出，只好用话去扎。
我的疼从来忍着，他从来写在脸上。
零三年末，主唱在南方站稳了脚，李哥和我相继跟了过去。
同样是这一年，戴端阳结束了交换期，比我更早一步离开了这座城市。
我一直滞留到元旦的前一天，才背着大包小包，费力地挤上火车。
随着车厢晃动的节奏，坐在我对面的中年人像小鸡啄米似的打着瞌睡，我一手抓着椅子的扶手，一手紧搂着行李，听着窗缝里扑进来的风声，昏昏欲睡地坐着，每当要睡着的时候，又会忽然一个激灵，拾起头，四下张望一圈。
窗外是陌生的风景，身边是陌生的人，广播里突然传来播音员恭祝新年的声音。我把袖子挽起来，看了眼手表，这才发现已经过了十二点，二零零四年已经来了。
早上火车到站，李哥手上夹了根烟，已经在车站口等了我好一会。
看到我摇摇晃晃地出来，李哥接过我两样最重的行李，走在前面带路，马路上车流穿行，到处都是像我们这样南下打拼的人。
到了地方一打量，发现李哥临时下榻的地方比我想像中还小，靠墙放着一张铁床，一个铺好的地铺，吉他、播音器、效果器、电线、乐谱架，还有敞开的吉他套摆满一地。
他坐在扩音器上，从杂物堆里挖出一个电话，拨了主唱的号码说接到我了。
在这几分钟里，我去厕所洗了一把脸，墙上的镜子缺了一个角，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湿漉漉的面孔，眼睛下面两道青黑色的阴影，薄嘴唇发乌，连忙又掬着冷水使劲搓了两把。
从厕所出去的时候，李哥那通电话还没打完，他用手指了一下，示意我去看床上那叠日程表，两周一次的走秀，四、五家酒吧、夜总会、歌厅的驻唱，还有零零碎碎的散单，满满的行程安排像拉磨的骡子一样转个不停。
李哥挂了电话，看了我好一会，才说：「睡一会吧，明天开始工作。」他顿了顿，又接了一句：「在这边闯出个名堂来。」
我随口应了，任他在我肩膀上狠狠拍了两下。
半年不见，我以为李哥会多少富态一点，没想到他又瘦了一圈，我不知道他干嘛这么累，又不是活下下去了。
可几个月跑下来，渐渐地我比他还拼，活得比他还累。每天日夜颠倒，拿泡面填肚子，唱完一间就搭车去下一间。
我想交房租，想要把好吉他，我想学主唱在市中心买套房，我想存点钱，等唱不动的时候治病养老，顶多苦一年，最多两、三年。
谁能想到存了六年，我仍然在过日夜颠倒的日子。都二十八岁了，仍然蹲在化妆间的角落，用筷子挑起泡面，侧着脸往嘴里送。
外间巨大的音乐声咚咚咚敲击着耳膜，连地板都微微颤栗，一拉开门，就被惊天动地的重金属摇滚乐包围，贴满了玻璃镜片的反光球缓慢地旋转着，转得人分不清东西南北。我握着吉他上了台，站在鼓手后面试音。
大家都挤在舞池，跟着音乐扭动胳膊，大跳贴面舞，一旁的吧台和餐桌反而空了出来。只剩下一个人还坐在靠近舞池的雅座，专注地看着一张菜单，玻璃茶几上插着假玫瑰的花瓶恰好遮住小半边脸。
我站着的地方正对着他的座位，就多看了几眼，只觉得越看越眼熟。
领班路过台下，见我还在台上发怵，扯着嗓子骂了我几句。那人听见声音，刚好抬起头，舞池里一束灯光扫过，把他的眉眼照得格外清晰。
领班又推了我一把：「钱宁，你……」
我突然反应过来，把演出用的西装外套往她怀里一塞，拎着吉他，慌不择路地冲向后门。
我并不想这个时候遇见他。
在我只剩最后几个月的时候。
李哥凌晨四点才回，躺下就睡，醒来后接了个电话，径直走进客房，沉下脸骂了我几句：「钱宁，你怎么回事，半途落跑？」我知道他有客房的钥匙，闷不作声，他又推了我两下，眉头紧拧着：「生意不想做了？」
我摇了摇头，坐起来，绕到厨房打了两个荷包蛋。
李哥单手插在口袋里，在厨房门口看了一会，忽然说：「昨天就算了。今晚这家给的钱多，别再砸了。」
我这才点了一下头，把饭菜端给李哥。
天黑后我背着吉他，跨上单车，早早地出了门，到化妆间换了套干净点的衣服打上领结，在门缝里往外看了一眼，发现空荡荡的座位上已经坐了一个人，正拿手指轻轻叩着桌沿，桌上插着假花的花瓶还没有撤下。
我把门关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想逃第二次。可李哥说，别再砸了。
晚上九点整表演开场，鼓声响起，灯光渐渐变亮，我硬着头皮站在那里，脚却打着哆嗦。
新来的主唱满台疯跑，又唱又叫，我压根不敢往台下看，弹错一个音，就被扩音器放大无数倍，再被密集的鼓点盖住。三首例行曲目演完，我小跑下了台，急着去找停在后门的单车。
那个人却堵在门口，领班也在，和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
「他唱一首多少钱？」
我低着头，想从他们之间挤出去，那人一直按着门把，没有松开的意思。领班讪讪地接口：「他唱不了，前几年太拼，结果把嗓子唱坏了。」
我涨红了脸，硬是闯了出去。
那个人过了好一会才跟上来，慢慢地靠近。我好不容易才摸到单车钥匙，急急忙忙地往车锁里捅，捅了两、三下才捅进去，却拧不开。
他就站在单车旁边看着我开锁，昏黄的路灯恰好照着我们，我用的力气太大，突然听见咯嚓一声响，钥匙居然断在了锁孔里。
我呆站着，头昏脑胀，满头的汗，几乎喘不过气了。
戴端阳把手伸给我，语气平淡地说：「好久不见。」
我脚抖得站不住，慢慢地蹲到了地上。
过了半天，突然听见他说：「你真是变了。」
人人都说我变了。
端阳的手并没有收回去，直到我在裤腿上擦了擦手心的汗，自己摇摇晃晃地站稳了。戴端阳笑了一下，把手斜斜地插进西装口袋，那张脸五官深刻俊美，却稚气全无。
他摆弄了一下彻底抛锚的单车，语气轻松地说：「有几个老同学叫我来这边看看，说是会有惊喜。果然是惊喜。」
他这样说了，脸上却没有半点惊喜的意思：「我的车就停在路口。」
我没动，还是站在原地，端阳不动声色地和我僵持着，半晌才说：「稍等，我去开车。」
我还是没动，他刚转过身走了两步，我突然撒腿就跑，背上的吉他一颠一颠的，拍得我脊背生疼，就这样往死里跑了一长段路，才停下来喘气。他没追上来。
说我变了，可谁没变。
我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脱了鞋，澡也不洗，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
李哥在外面跑场子的时候，打电话问我有没有按时开工，我都说有。隔天下午他回来，先去洗了个澡，我趁着这个空档热好了饭，又煎了几个饺子，我们边吃饭边看球赛，直到一顿饭吃完，他也没从我身上看出什么端倪。
就这么安安稳稳地过了两天，我以为事情从此揭过，把丢下的活又捡了起来。那天晚上，在歌厅演到半场，主唱把麦克风从架上拔下来，率先跳到台下，除了鼓手，能跳的都照例跟着他跳下来，贝斯不插电，音乐声骤然小了很多。
我听着主唱撕心裂肺的声音，麻木地扫着弦，跟着他们从客座中穿过去，突然被人从后面拉了一下，回过一看，是个醉得不轻的胖子，腆着肚子问我：「我桌上的钱包呢？」
我把手用力地抽回去，主唱还在前面边跑边唱，我哑着嗓子说：「自己找！」
正要追上去，那胖子却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酒瓶往桌上一敲，瓶底都碎了，露出锋利的边缘，指着我骂：「就是你拿的吧！」
四周一片哗声，我也是一肚子无名怒火，把吉他取下来，扔到一边，逼近了几步，和他面对面站着。
场子一下子乱了起来，我嗓子哑得几乎说不出话，只能一字一字慢慢地和他争辩：「有种去外面打。」
主唱这才赶过来，把我往后面拉：「钱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