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每个人，包括小丑卡明斯基——他就是个犹太人——也同情地点着头。我猜想每个人都知道丹尼和我都是犹太人，我不由自主地想，索雷尔是不是冲着我们故意说的这番话。又或者他根本就没动这个心思？不管怎么说，他还没开口讲话，我就已经提前想得很远，很清楚他接下来要讲什么。事情很简单：在希特勒横扫欧洲，抓了600万犹太人并将他们关在毒气室中杀死之前，很多人都能将钱转入瑞士。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首次上台执政前他们就已经有了不祥的预兆。然而，把钱偷运出去可比把自己偷运出去要简单得多。事实上，除丹麦外，欧洲各国均禁止数百万走投无路的犹太人在该国寻求庇护。大部分国家都和希特勒秘密达成了协议，只要希特勒同意不袭击该国，他们就会将犹太人赶出本国。对于这些协议，一旦将所有的犹太人关进了集中营，他马上就翻脸不认账了。随着一个个国家相继沦陷，犹太人纷纷四处逃散寻找藏身之处。瑞士在接受犹太人金钱的时候动作如此迅速，而在接收犹太人时却如此不情愿，这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纳粹最终被击溃后，很多幸存的犹太子女前来瑞士寻找他们家的秘密银行账户，但他们根本无法证明自身的合法权利。毕竟，账户没有与姓名挂钩，而是以数字表示。除非这些幸存下来的孩子们准确地知道他们的父母将钱存到了哪家银行，与哪位银行家做的交易，否则他们是无权提走存款的。直到今天还有几百亿美元仍然无人认领。
紧接着我想到了更加黑暗的一面。这些瑞士人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这些幸存的孩子是谁却不予理睬？我甚至有一个更坏的念头：那些全家被杀光的犹太孤儿中有多少人准确地找到了银行，找对了瑞士银行家，却遭到蒙骗。天哪！这真是悲惨！只有那些最高尚的瑞士银行家才会做到正直与公正，确保合法继承人得到他们应得的财产。这就是人性。犹太人的钱就这么永远找不回来了，转而纳入了瑞士银行系统之中。
“因此您就知道，”索雷尔说，“为何现在要求瑞士开立的每个银行账户都需要有一个受益人的名字。这是规定，不可破例。”
我转过头看看丹尼，他轻轻点着头，潜台词却是：“这真他妈的糟糕。”
回酒店的路上，我和丹尼一言不发。我盯着窗外，脑海中却一直闪现数百万死去的犹太人，他们仍在努力寻找他们的钱。此时，我的大腿内侧仿佛火烤一般。如果不是遭受着这么可怕的慢性疼痛的折磨，我或许就能戒掉吃药的习惯。此刻我感觉自己精力充沛，神采奕奕。至少已经24个小时没有吃药了，我的思路如此清晰，仿佛此刻不管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我都能想出对策迎刃而解。不过，对于瑞士的银行法我能怎么办？法律就是法律，而且看着阿尔·艾布拉姆斯出事更证明了一个不变的真理：绝不可将不懂法作为违犯法律的借口。事情再简单不过了：如果我要在瑞士日内瓦联合私立银行开立一个账户，我就要提供一份护照副本，接着银行会将该副本存档。如果美国司法部发出一份与股市诈骗——当然，这在瑞士亦属犯罪——有关的犯罪传票，那么我就完蛋了。即便联邦调查局调查员不清楚哪个账户是我的，或者我与哪家银行在做交易，这也并不会使他们放慢步子。他们的传票将直接发至瑞士司法部，司法部紧接着会向该国的每家瑞士银行发送一份函件，要求各银行提供传票中涉案个人名下所有的账户记录。
这是一定的。
天哪！我倒不如接着使用我在美国的那些代理人呢。至少即使他们被传讯，他们作伪证就是了。虽然这想法不地道，但至少不会留下书面把柄。
等一下！谁说我必须得向银行提供我自己的护照了？也没规定说我不能让我在美国的哪个代理人来瑞士用他的护照开立账户。联邦调查局在我的瑞士代理人中找到我的美国代理人的概率有多大？这是双重代理！双重保护！如果美国发出传票，要求提供与乔丹·贝尔福特相关的记录，那么瑞士司法部就会向银行发出函件却一无所获！
想到这儿我琢磨着，何必要用我现在的代理人呢？过去我筛选代理人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忠诚，二是能够在不惊动国税局的情况下快速赚取大量现金。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可不好找。我的首席代理人是艾略特·拉维尼——他迅速成了一个恶魔。他不仅是我的首席代理人，而且正是他向我推荐了安眠酮。他是美国最大的服装制造商派瑞·艾力斯（Perry Ellis）的总裁，公司总部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服装区。但他高高在上的地位可稍有误导之嫌。事实上，他的疯狂程度可是丹尼的10倍。真的，看起来似乎毫无可能性，而实际上，跟他相比，丹尼可就是小儿科了。
艾略特每年从派瑞·艾力斯捞取几百万美元的好处——他与海外工厂进行秘密交易，海外工厂提高生产成本，每件服装派瑞·艾力斯需多付1～2美元，然后工厂把这部分钱再转给艾略特。当我通过发行新股票让艾略特赚钱时，他就会用从海外工厂收到的现金和我结算。这是笔完美的交易，不会留下丝毫的书面把柄。但艾略特对我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他的赌瘾和毒瘾让他忘乎所以，他对我的付款也越来越慢。到现在为止，他帮我代理新股票已欠了我将近200万美元的利润，但如果我完全跟他切断关系的话，毫无疑问，这笔钱也就打了水漂。因此，我选择慢慢地逐他出局，继续让他从新股票中赚钱，同时偿还债务。
尽管如此，艾略特的办事能力还是很不错的。他已为我赚得700多万美元现金，再加上另外的1 000万美元，现在已安全存放在美国境内的保险箱中和小心挖的洞里。尽管初步有了点眉目，但我还是不确定该如何把这些钱转到瑞士。等几小时后与索雷尔私下见面时再一起讨论一下。我一直在想，要想再找一个既能赚到同样多的现金又不会留下书面把柄的人来替代艾略特真是挺难的。但现在，有了瑞士这个主要代理层，赚取“干净”现金已不再是我担心的问题了。我只需将钱存在瑞士账户中等着收利息就行了。今天会上唯一没能解决的问题就是，根据银行的操作，我怎样才能使用我瑞士账户中的钱进行消费？洗钱之后我怎么能把这些钱再转回美国进行投资？仍有很多疑问有待解答。
但最重要的是，使用瑞士银行后，现在我选择代理人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忠诚。这使我一下子多出了很多代理人后备力量，我灵机一动，马上想到了我太太的家人。他们都不是美国公民，都住在英国，远离联邦调查局的视线。事实上，联邦证券法中有个鲜为人知的豁免条款，允许非美国公民投资上市公司，其条款比美国公民要优惠很多。这被称为《S条例》，它允许外国人购买上市公司的私募证券，并可避免《144规则》“两年的持有期”要求。根据《S条例》，外国人的证券持有期仅为40天。这个条例够荒谬的，竟然使外国人比美国投资者享受到更多的优势。由此，和大多数证券管理者愚蠢的“杰作”一样，这个条例也导致了大规模的滥用——精明的美国投资者们纷纷与外国人进行秘密交易，非法利用《S条例》对上市公司进行私人投资，无须（根据《144规则》）等到持有满两年后才出售股票。曾有许多外国人主动来找过我，只要支付适当的费用即可充当我的代理人，让我利用他们的非美国公民的身份钻《S条例》的空子。但我始终没有同意。我一直牢记着阿尔·艾布拉姆斯的警告。此外，我怎么能让外国人帮我做这种违法的事，我根本就信不过他们。毕竟，利用外国代理人根据《S条例》购买股票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肯定会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因此我一直采取规避态度。
现在，有了双重代理，有了太太的亲戚作为第二层保护网，突然间这一切看上去似乎就没那么危险了！
紧接着我将思绪定格在我太太的姨妈帕翠西亚身上，噢，不，应该说是我的姨妈帕翠西亚。对，她也成了我的姨妈！我和帕翠西亚姨妈初次见面时，我们就知道彼此志趣相投。想想第一次见到我时所看到的一切，这可真是太有讽刺意味了。那是两年前，在伦敦多尔切斯特酒店，她进来时刚好碰见我过量服用安眠酮，事实上，当她走进酒店客房时，我的脑袋正在抽水马桶里淹着。但她没有批评我，而是一直安慰我，陪了我一整个晚上，拉着我不让我脑袋往马桶里钻，任由我大吐刚吃下去的“毒药”。接着，她用手指捋着我的头发，就像小时候妈妈对我那样。第二天，我们一起吃了中餐，她丝毫没让我因昨天的事感到一丝一毫的内疚，并且说服我不要再滥用药物了。事实上，接下来连着两周我一直都很清醒。当时我正和娜丁在英格兰度假，我们两个人相处得从来没有这么融洽过。我心情极佳，甚至都想过搬到英格兰住，让帕翠西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分子。但在内心深处，我清楚这只是个幻想罢了。我得生活在美国，Stratton在美国，我的权力在美国，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待在美国。等我回到了美国，在丹尼·波洛西和艾略特·拉维尼以及我手下其他经纪人的“良好熏陶”下，我立马恢复了用药的习惯。随着后背愈加灼痛，我的毒瘾也比以前更强烈了。
帕翠西亚姨妈65岁，离异，退休教师，无政府主义者。她可是个完美的人选。她一向不屑于与政府相关的事，而且绝对值得信任。如果我开口让她帮我做事，她会露出最温暖的笑容，第二天就登上飞机到我这儿来了。此外，帕翠西亚姨妈没有钱。每次看到她时我就会给她一笔钱，可能一年都花不完，但她一直拒而不收。她内心太过骄傲了。但现在，我可以这样跟她解释：她为我做事，所以大赚一笔也是理所应当。她想花多少我就让她花多少。事实上，我会改变她以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