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要是用英语说声“再见”应该会更适合些。
一个周五早上，大概10点多的时候，我终于抵达了我们在西汉普顿的海边别墅。我脑子里想的就是，上楼抱抱钱德勒，然后和女公爵亲热，接着就睡觉。但我最终还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到家还没超过半分钟，电话就响了。
电话是加里·德卢卡打来的。“打扰你了，真是不好意思，”加里说，“但我今天一天都在联系你。我想你应该想知道加里·卡明斯基昨天早上被起诉了。现在他正在迈阿密的监狱里，而且还不得保释呢。”
“真的吗？”我本能地反应。这个消息实在是太意外了，以至于我都听不清楚对方到底在讲些什么了，或者说至少此时此刻听不见了。“起诉他的理由是什么？”
“洗钱，”德卢卡冷冰冰地说道，“吉恩·杰奎斯·索雷尔打过电话来吗？”
这一说可提醒了我——立马就让我清醒过来了！“可能……我想我在瑞士的时候见过他。怎么了？”
“因为他也被起诉了，”这位坏消息的散播者说道，“他跟卡明斯基一样也蹲在监狱里，而且也不得保释。”
第29章 疯狂补救
我坐在厨房里，反复琢磨着起诉这件事，百思不得其解。地球上到底有多少位瑞士银行家？光是日内瓦至少得有一万个吧，我怎么选来选去最终却选中了一位竟然蠢到会在美国国土上被捕的瑞士银行家？这么小的概率都能被我撞上？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被起诉的是一个毫不相干的罪名——通过近海赛艇洗毒品赃款。
与此同时，女公爵很快就意识到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原因很简单，我走进房间时没有往她的身上扑过去。我对女公爵说我病了，而且需要倒时差。那天夜里，我走进卧室衣橱，挑选蹲监狱时要穿的衣服。我选了一条已经褪色的李维斯牛仔裤，一件设计简单的灰色长袖T恤衫（以防牢房里变冷），几双破旧不堪的锐步运动鞋，这可大大降低它被某位名为布巴或查默尔的7英尺黑人从我手中夺去的可能性——我在电影中常常看到这样的情节。
周一早上，我决定不去办公室了——心想，在自己舒适的家中被捕总比在昆士区伍德赛德被捕要体面得多。不，我绝不允许他们在史蒂夫·马登鞋业公司逮捕我，不然的话“笨鞋匠”会将此视为一个绝佳机会，夺走我的股票期权。我必须要让马登人和其他人一样，在《纽约时报》头版看到我被捕的新闻。我才不会让他们享受看到我被警察铐走时的乐趣，这种乐趣我只留给女公爵。
接着，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没有传票，没有科尔曼探员的突然到访，没有联邦调查局到Stratton Oakmont的突袭。到周三下午，我不禁在想，到底这是怎么回事。自周五开始，我一直藏身于西汉普顿，假装染上了可怕的痢疾——不过这倒不是完全说谎。现在，好像我的隐藏行动毫无道理可言——或许我根本就不会被逮捕！
到了周四，一切沉寂得让我受不了，我决定冒险给波曾向我力荐的格雷格·奥康奈尔律师打个电话。他似乎是搜集情报的完美目标，因为他6个月前曾前往东区和肖恩·奥沙聊过。
很显然，我并不会对格雷格·奥康奈尔和盘托出。毕竟，他是一位律师，没有哪位律师是值得完全信任的，负责刑事案件的律师尤为如此，如果他知道你事实上已经犯罪了，他是根本不会做你的辩护律师的。当然，这是个古怪的想法，人人都知道辩护律师是通过为嫌疑人辩护来维生的。但在这个游戏的某个环节中，坏人和他的律师之间存在着某种不需明讲的共识，即坏人向律师发誓他是清白的，而律师则帮助这个坏人修改所编造故事中的纰漏，使之成为无懈可击的辩护词。
所以，对格雷格·奥康奈尔讲话时我撒了谎，告诉他我如何被牵扯进了别人的问题。我告诉他，我太太在英国的家人和某个腐败的近海赛艇选手所任用的银行家是同一人，这当然完全是出于巧合。当我在滔滔不绝向我未来的律师讲这个胡编乱造的故事时——告诉他所有关于可爱的帕翠西亚姨妈的一切，她仍然健在而且活力十足，因为我觉得这样一来我的案子胜算会更大一些——我开始看到了一丝渺茫的希望。
我心想，我的故事绝对可信，这时，格雷格·奥康奈尔以怀疑的语气问道：“一位65岁的退休教师哪儿来的300万美元现金去瑞士开这个账户？”
呃……我的故事出现了小小漏洞；我心想，这或许不是个好兆头。除了装傻别无他法。“这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振振有词地反问道。我的语气用得恰到好处，“华尔街之狼”在必要时可是个冷静的角色，即便此刻，情况如此惨淡之时我依然镇定自若。“听着，格雷格，帕翠西亚（愿她安息）见人就讲她的前夫是鹞式飞机第一批试飞员。我猜克格勃为了获得这个项目的一些情报可能给了他一大笔钱，所以，或许他从克格勃那里拿了这笔现金？据我回想，这在当时可是非常先进的技术，高度机密。”天哪！我在胡扯些什么？
“噢，那我打几通电话，迅速了解一下情况，”我善良的律师说道，“乔丹，我只是有一件事不明白。你能清楚地告诉我，你的帕翠西亚姨妈到底现在是生是死？你刚刚说愿她安息，但几分钟前你告诉我她住在伦敦。我想，有必要让我清楚哪句是真话。”
很明显，我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失误。以后，我对帕翠西亚的生死状况可要更谨慎些才行。现在，除了蒙混过关别无他选，“噢，这取决于哪种状况对我目前更为有利。哪种情况对我的案子更为有利：是生还是死？”
“这个嘛，如果她能前来，说清楚钱就是她的，这最好不过了，否则，至少签署一份宣誓书，证实这一事实。所以，我认为如果她现在活着会更好些。”
“那么她现在活得很好！”想到“造假大师”和他伪造各种文件的超强能力，我自信地回答道，“但她喜欢独处，所以你只能接到一份宣誓书。我想，她这段时间正在隐居。”
现在两人顿时无语。足足过了10秒钟后，我的律师终于开口了，“那么好吧！我想我完全弄清楚状况了。几小时后我再打给你。”
一小时后，我接到了格雷格·奥康奈尔的来电，他说：“你的案子没有什么新进展。事实上，肖恩·奥沙接下来几周会离开办公室，成为我们这些卑微的辩护律师中的一员，所以他对我异常坦率。他说你的案子仍是这个科尔曼探员在负责。美国总检察官办公室没人对此感兴趣。关于那位瑞士银行家呢，还没有和你的案子挂上钩，至少现在没有。”接下来几分钟内，他向我确保我非常清白。
挂上电话后，我没理会“非常”这个字眼，而是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般，牢牢地记住了最后两个字——“清白”。不过，我还得和“造假大师”通个电话，准确了解一下这次事件的波及范围。如果他和索雷尔一样，也坐在美国监狱中——或者，他已经进了瑞士监狱，正在等待被引渡至美国，那么我的情况依然极其不妙。但如果情况相反，即他也是清白的，那么他仍能施展他鲜为人知的造假艺术，之后，或许一切都能对我有利。
我用Starr Boggs餐厅的投币电话给“造假大师”打了过去。我听着他讲述瑞士警察如何突袭他的办公室，如何带走了装满记录的箱子，我的心跳一路加速。是的，美国要求对他进行审讯，但他目前没有受到正式指控，至少就他所知是这样。他向我确保，除非国际刑警凭借国际逮捕令将他带走，否则，瑞士政府绝对不会将他交给美国，不过从现在起他不能随意离开瑞士了。
最后，话题转到了帕翠西亚姨妈的账户上来了，“造假大师”说：“部分记录被带走了，但他们并非特意针对这些记录来的，只是被其他案子牵扯到了。但是，我的朋友，你不要害怕，这些记录里没有任何一项表明这笔钱不属于帕翠西亚·默勒。然而，既然她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建议你在这件事没有风平浪静之前，先不要用那些账户进行任何交易。”
“这还用说，”我回答道，并玩味着“风平浪静”这四个字，“但我主要的担心并不是能不能拿到这笔钱，我真正担心的是索雷尔会不会和美国政府合作，说这些账户是我的。罗兰德，这可会给我带来大麻烦的。或许，如果能有一些文件表明这笔钱确定无疑是帕翠西亚的就好了，这样我们的胜算就大得多了。”
“造假大师”回答道：“但我的朋友，那些文件已经存在了呀。或许，如果你能提供一份列表，写明哪些文件会帮到你，以及帕翠西亚的签字日期，我会帮你搞定的。”
果然不愧为“造假大师”！真正的“造假大师”！他仍然站在我这一边。“我知道了，罗兰德，如果需要的话我会告诉你的。但现在，我想，最好的做法就是静观其变，祈祷好运。”
“造假大师”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在调查结束前，你应避开瑞士。记住，我永远站在你这一边，我的朋友，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来保护你和你的家人。”
挂上电话时，我知道，我的成与败就系在了索雷尔身上。不过，我也知道，我必须继续我的生活，镇静下来，继续工作，和女公爵共度良宵；我必须让自己听到电话响或前门意外的敲门声时不再心惊肉跳。
而我后来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我又让自己沉浸于种种疯狂的事物之中。我回到了史蒂夫·马登鞋业大楼工作；继续为我的经纪公司提供建议，充当幕后掌舵者；尽管毒瘾不时发作，我仍然尽了最大努力，对女公爵和钱德勒扮演着忠诚的老公和慈父的角色。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毒瘾亦与日俱增。
和往常一样，我很快就为自己找了借口——提醒自己我很年轻、富有，我有一位美丽的太太，一个完美的女儿。人人都希望能过上我这样的生活，不是吗？有什么样的生活能比“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