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这一问题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且许多公民也会在社会上由于缺乏必要条件而不能够创造出有生产力的生活。换句话说，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会不断积累这种不可接受的不断增长的成本，并拒绝将这种显然的成本作为成本收益计算的必要部分。
在达成解决办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拒绝两项看似具有吸引力但是非常危险的观念。其一是政府支出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事实是资金在很少情况下是缺少的关键性因素，正如发展中国家中发生的一样。确实，政府的大笔资金如果没有腐败发生的话，会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但是，另一方面这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问题会通过自发的私人行为来解决，这是另一个危险的观念。政府的努力（有时是资金方面的）在协助个人和社区方面，能够起到关键杠杆作用。一次又一次的，我们看到，成功需要关键市场参与者的聚集，比最初看起来更广泛地界定问题所在（因此也能找到更多的解决办法），以及重构所有参与者共同协作的动力。
改进人力资源质量
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人力资本指的是一整套的素质能力集合，包括健康、知识、智力、态度、社会能力、同理心等等铸就一个具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的要素。学校教育、家庭、社区在其中都是影响因素：要让一个孩子能够从他们的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收益，确实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去创造让他们能够这样做的价值观和学习态度。而一旦个人完成了他们的正式教育阶段，雇主在推动雇员的继续培训和鼓励他们在工作中继续积累人力资本中，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工作中的个人发展将伴随着我们一生中工作年限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型员工在完成正式教育阶段之后，可能会工作差不多五十年。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会对在美国能够改进人力资本质量水平的一些重要途径进行描述。
早期的劣势
让一个人成功的基础在很早就铺就了。对于遗传基因，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怀孕期间和儿童早期的营养对于孩子成人后的智力和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儿童早期的营养不良被认为与晚年的衰退性疾病有关，比如冠心病和糖尿病。孕妇的不良习惯，比如抽烟和喝酒，对其子女的健康有长期性的损害。不幸的是，这些问题更可能发生在贫穷和缺乏教育的家庭的子女身上，这实际上使得贫穷成为了自我死循环。要打破这种循环，更多的资源应该用于贫穷家庭孩子的早期发展阶段，可以采取提供营养补贴、医疗、以及对父母的教育等形式。
早期教育也被认为有很大的作用。在8岁以前，根据一般性的标准，智力发育已经基本完成。因此，对于儿童来说是否能够接收到有质量的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资源是及其关键的。研究表明，早期儿童学习项目会减少未来从高中退学的可能性，增加进入大学的比率，进而增加他们的收入。同时，也减少了儿童在未来成为流氓、罪犯、瘾君子、或者少女妈妈的可能。
头脑启动计划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儿童发展计划，其主要手段是通过为儿童提供教育、健康、营养、社交机会等等各项服务加强儿童发展以增进学前准备。尽管政府对该项目的评估仍然比较混乱，但是从本地实验和常规评估的视野来看，很难相信由政府资源支持的为贫穷儿童提供的更多的幼儿园和学前教育项目不会产生效果。墨西哥在这方面有很好的成功经验。通过设置一定的标准并为达标的贫困家长提供福利补贴的方式，墨西哥成功地鼓励这些家长在孩子的营养、健康、教育等方面倾注更多的注意力。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也利用捐款采取了类似的现金转移的手段来进行类似的计划。但现在还太早得出其是否有效的结论。不过，类似计划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保证了更多这样的试验会被进行下去。
家庭对于儿童成长而言很重要。早在1966年，影响广泛的《科尔曼报告》的结论中说道，对于学生的在校表现而言，家庭背景比学校环境，包括学校对每个学生的支出等其他方式更为重要。而家庭中，不光是家庭收入重要，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这二者影响到家庭对资源的获得和这个家庭能为孩子提供的环境。如果父母是十多岁的青少年，又或者是成长于单亲家庭，这样的孩子成功的几率会小一些。而同样，这些问题更容易在贫穷家庭中发生。尽管政府在巩固家庭关系中只可能是一个作用有限的角色（政府绝对不应该像现在一样对结婚后的家庭征收更高的税），在社区范围内更多地认识到少年父母、单亲家庭、破裂的婚姻对孩子的伤害，这能够成为一项促进改变发生的力量。
正如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 赫克曼所言，更一般的情况是，孩子之间的差别在很早就已经被铺垫下了：大多数在18岁时被观察到的能力差别其实在5岁时已经存在了。而且，儿童是最具可塑性的：年纪越大，要改变能力和行为就越来越困难和代价也越来越大。因此，对儿童成长的早期介入对于改变孩子的成长路径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非认知的技能
介入并不仅仅意味着增进儿童的学习能力。学业的成功与职业生涯的成功一样，与非认知能力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比方说毅力、决心、自律等。而且，认知能力相对固定得比较早，非认知能力能够被改变的时间段则长得多。
好的学校能够教给学生好的价值观，这能够在学生以后的生活中起到好的作用。以往的研究表明，教会学校的学生一般而言比城市内的公立学校学生更为成功，这也许是因为教会学校能够让学生更为自律和更有动力。而公立学校学生表现的改善正是由所谓的“家长式”学校带来的，这些学校对纪律加以坚持；学生不允许旷课、必须穿着规范、对违规的学生加以惩罚。但是，没有任何系统性证据可以证实这类学校的成功、以及让其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或者是怎样的环境能够更利于成功。不管如何，学习环境和非认知技能的学习都能够通过知识和行为的教育被改善。
学校内外发生的事情都同样重要。不好的家庭和社区让孩子更难获得那些能够帮助他们成功的价值。课余教育和课外辅导——让学生有机会与成功而有爱心的成人在一起——能够弥补部分不良家庭和社区带来的伤害。同样的，社区内的良好领导和家长责任的分担也能起到这样的修补作用。正如在2004年民主党大会上，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奥巴马说：“到任何一个市内公立学校里和附近的社区走一走，就能够知道单政府本身不能够完成教育好孩子的重任；父母必须教育他们的子女，如果我们不能够关上电视并提高孩子对自己的期望值，那么这些孩子就不会获得成功。”政府对教育的支持需要这样的家长和社区的责任感。
更为一般的，长时段的在芝加哥的深入研究表明一个失败的学校可以通过集体努力加以改变：好的领导能够创造出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教员互相合作对学生提出挑战，而教员自己则被鼓励去发展他们的技能，学校和其他社会服务组织则一起合作来改进学生的整体学习环境而不是将改变仅仅局限于学校内，家长和社区也能够参与进来成为这项综合工程的一部分。
学校教育总量
研究表明，小学阶段公立学校中，社会经济阶层较低的学生和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学生在数学和阅读考试成绩上所取得的进展是差不多的，尽管前者在早期发育中的不足会带来一些劣势。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不同社会阶层学生间的成绩差异也变得越来越大。最主要的因素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收获在暑期时间内是停止或下降的，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智识在暑期间则是不断增长的。家庭间的学习环境是不同的，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教育游戏、书籍、私人辅导、暑期学校等等，这些让他们在学校之外也能够继续学习。而一些经济学家因此建议延长学校教育时间：日本的学年长达240天，而在美国则只为180天。还有人建议给贫困家庭提供代金券来帮助他们的小孩参加暑期学校。这两种方法都值得进行试验。
教学质量
很清楚的是，教学质量也影响儿童的教育经历。有动力的、具有启发性的、知识丰富的老师能够带来巨大的差别。同样的，班级的规模也一样。
得到好的老师要从雇佣开始。当给妇女和少数族裔的其它机会受到局限时，很多具有天分的人就被吸引到教师这一职业中来，因为这一职业能够获得尊重并且向他们敞开了大门。那么，随着机会的大门向社会的弱势人群敞开，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就相应下降了。薪酬必须成为吸引人才的组成因素。但是，薪酬的增加应该与教师在课堂内外的表现挂钩，而这一表现应该部分地根据学生的学业进步来衡量。额外的薪资增长应该给那些难度大但是必需科目的老师，比如说数学和自然科学；也应该给那些在不好的教学环境里工作的老师，比如市内教师工会就反对薪资差异，特别是仅仅根据学生表现的薪资差异。但是他们慢慢的开始接受改变。
和薪资一样重要的，是能够充分利用教师经验的职业生涯。只有部分教师喜欢，或者说适合担任学校的行政职位。其他的人则能够担任其他的重要角色，比如初级教师的辅导员、开设教学法课程的数学老师、又或者是某学科的专家教师。这些职业生涯必须被清晰地设计并能带来合适的报酬。
某课程的专家教师是重要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教师需要获得一个关于怎样教书的学位。可以肯定的是，我自身对教书的学习（必须承认的是，我的学生仅限于大学生）是直接来自于课堂经验和其他同事的指导。要求教师拥有教育学学位可能会大幅缩小教师职业候选人的范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