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就像美国所发生的一样。由于没有使用利率政策来对冲这种趋势的自由，中国政府当局必须使用强制性的政策工具：比方说，如果信贷强劲的话，中国银行监管者就会放话紧缩信贷供给。一般而言，与政府没有牢固关系的私人企业将会不得不遭受这种信贷短缺的正面冲击。中国产业将经历从信贷盛宴到信贷饥荒的转变，而这打乱了企业的长期计划。
低利率还有另外的副作用：它减少了家庭收入，而且甚至会导致家庭为了充裕的退休计划略为顽强地反向增加储蓄。这压制了消费，进而让中国更依赖于外国的需求。更有问题的是，企业最大限度地进行借贷投资于机器替代劳力的资本密集型项目（同时在信贷供给停止时，存有这些资金）。这样一来，一个劳动力富余的国家却大量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创造出的就业机会远远满足不了其需求。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尽管以极低的真实利率对企业进行贷款，给储蓄更低的利率让银行仍然有巨大的利息差收益。这一资本靠垫以普通家庭的支出为代价进行积累，允许中国的银行犯下巨额的信贷错误而不会破产。这同时也允许银行排除其他来源的金融竞争，比如说企业债市场。所有的银行需要做的只是让借贷差缩小一点点从而让企业不去发债而来借款，进而让企业债市场缺乏流动性和吸引力。
此外，还存在着其他相关的扭曲。危险之一在于，一个没有效率的、银行主导的金融系统会导致与银行关系好的企业能够获得贷款，而与银行没有关系的企业则得不到贷款。在中国，主导的国有银行系统一般的借贷对象就是国有企业——没有贷款专员会因为贷款给国有企业而被控腐败——私有企业融资却极其困难。能够在国内获得低廉成本融资的国有企业和能够从国外获得低廉成本融资的外资企业的夹缝中，中国私有企业艰难地求生存。难怪在中国没有像印度一样，有很多较大规模的私有企业存在。如果中国想要更好地进行资本和资源配置，中国必须要对经济运作更有头脑，而现在所达到的水平还远远不够。中国金融部门正在成为国家政策没有效率的工具。这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没有好处。
被强有力的出口部门说客所推动的人民币币值低估，很可能危害到中国的发展。出口导向路径会像它对日本造成的影响一样，带来中国的衰败。正如我们所见的，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说服中国
不管何时我在中国提到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这一话题时，接待我的主任就会提醒我日本在1987年在美国压力下进行急速升值后所造成的错误。根据中国人的说法，日本从那个时期开始的灾难是由于它放慢了其最为成功的出口部门的增长而没有换得任何其他的利益。中国会选择更为缓慢和仔细的过程，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要“摸着石头过河”。
而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从出口导向增长模式转向更为平衡的增长，这一转型日本开始得太晚了，所以现在才不得不在面对这一问题的同时还要面对一个加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中国能够在其人口结构还相对年龄的时候开始朝更为平衡的增长路径转型（尽管老龄化将是独生子女政策不可避免的记过）。
中国所必须的改革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这也是为什么如果多边机构向中国民众解释什么是应该完成的以及这样做的原因，它们就可能找到感兴趣的听众。更强健的人民币将允许中国的中产阶级进口更为便宜的外国商品和渡假。更高的市场决定的利率也能给他们带来更高的收入。而将国有企业股份分配到社会保障系统中，将现有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系统打造得更为强健和覆盖面更广，这又能给中产阶级带来消费的信心。
当金融机构不得不为自己的借款支付更高的利息时，利润率会随之降低，因此他们将没有多大的空间可以给国有企业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贷款。国有企业中的一部分将会通过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直接进行融资，这将会推动企业提高透明度、改进公司治理、增加红利分配。企业债券市场能够成为银行的一个可行替代方案，这在所谓“关系”系统之外创造出一条融资渠道。如果银行丧失了最好的客户，他们就会不得不跳出“舒适区域”。他们也许会开始给中小私有企业进行贷款，从而为这些企业带来成长的空间。他们也许会扩大零售贷款，从而减少家庭在真正需要用钱之前的储蓄需要。中国能够变成一个不那麽生产者导向、资本密集的经济体，而变成一个更私人企业导向、不那麽依赖外国需求的经济体。
这样的转型并不容易，但现在时机已到。因为粮食价格已经上涨，人民币升值所造成的外国农产品进口，将不会给在中国占到大多数的农民带来很大的伤害。国有企业流动性充足，因此这些权势集团能够承受由资本、能源、土地补贴减少而造成的利润损失。最近，国有企业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因此投资的减慢也不全是坏事。但是，改革必须从现在的稳步试验的渐进主义走出，它所需要的是进入多项不可预知的前沿的胆识——比如说，汇率、利率、以及一些受管制的价格的自由化。监管者将不得不极度谨慎确保银行系统不会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崩盘：这是日本转型失败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教训。
在这个时点，有两个理由支持中国可以对多边机构和协议更为开放。第一，它非常依赖出口，而在发达国家不断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对这会造成威胁。中国能够通过多边机构的说服一定程度上避开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因此中国有动力支持多边机构的发展。第二，中国所持有的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完全暴露于所持有债券国家的不良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之中。因此，从规范国家政策的强有力的国际经济协议中，中国能够获得的利益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大。这意味着为了让中国认识到改变的价值，工业国家必须也证明自己是能够被说服的。
总而言之，现在对多边机构而言可能是个很好的时机，它们可以获得授权推动与中国有思想的中产阶级的直接沟通——通过文章、会议、以及互联网，用容易理解的措辞向中国知识分子解释其研究、分析以及建议。如果多边机构的角色能够被恰当的界定，中国的领导层也可能接受这一授权，特别是在一个别的地方已经做过的类似变革，而如果不进行这一变革的结果是导致全球经济步入保护主义的路径的话。确实，二十国集团应该给予像IMF这样的多边机构灵活处置的余地，在成员国国家内部展开更大范围的讨论从而能够实现之前提到的全球性调整的宏大目标。如果要获得更广泛的接受，IMF应该在推动政策改革方面，将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平等对待。在跳出“舒适区域”的过程中，多边机构没有任何损失，相反如果他们不能够处理这样的问题也许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全球宏观经济的最重要问题。
总结和结论
导致全球贸易不平衡和创造出现今如曼德维尔笔下的“蜜蜂社会”的断层是很深的。而且，因为这些不平衡是由于深层次被实施的国家策略所造成的，改变将会十分痛苦。这不仅仅是在这里调高利率、在那里增加税收的问题，也不是在别的地方调整汇率那么简单。痛苦在于国际机构想要把调整看得简单，而其后却一再为所期待的改变没有到来所惊讶。它同样还会给政治领导人一个危险的印象，即改变对于别人来说更为容易，因此惩罚性的贸易制裁能够说服别人。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幻想：改变对于所有国家而言都很困难，尽管他们在长期都将从一个更为稳定的世界经济以及更为持续的国内增长策略中获益。
降低持续的贸易盈余或赤字的行动需要国内的政治动力，因此，那些国际会议没有带来实际的改变，对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省去陈词滥调，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没有任何事能够得以完成。我已经说明像ＩＭＦ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机构应该从推动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行动和支持对穷国的援助这样的运动中得到启示。他们应该不再局限于领导人这个层面，而应该使用所有可能的现代科技手段扩张到更广泛的群众之中来获得各国国内的政治支持。他们应该直接与有影响力和有关系网络的人进行对话，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改变是必要的，向他们说明为什么尽管调整需要代价但是最终会获益。多边机构应该帮助缩小国家之间的断层，帮助他们看到应该采取的行动。
这不是一个私人或非盈利部门能够承担的任务。可爱的考拉、热带雨林、赤贫的儿童激发出人们的爱心、思考、与捐助。全球贸易不平衡、汇率、以及粮食短缺这样的问题不太可能引发同样的公众同情，因此也不能由非政府组织来推动。这正是为什么资金充裕的多边机构必须涉足这些领域。与非政府组织不同，多边机构不用选择兴奋的、感性的话题来吸引资金：他们能够专注于影响全球未来的更为理性的领域。
最后，不管是使用大棒强力推行全球性原则，还是鼓励普通民众自下而上进行推动，多边机构所要引领的变革不会容易。同样，考虑给予多边机构影响国内政策的自由，这对于所有国家而言也非常困难。中国对于国内讨论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容忍度，甚至如我写到的，因为审查制度，中国卷入与搜索引擎巨头谷歌的纷争。但是，即使是中国也越来越难以控制网上的讨论。在中国实际上的民主比其选举所反映出来的要多。不断增长的使用互联网的中产阶级正在获得对共产党和政府越来越多的影响力。最近，政府当局想要限制世界范围内影响广泛的阿凡达的上映的行为激起了公众的愤怒，最终导致了政策的改变（必须承认的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