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蠢不可及，连一加一等于几都不知道，要么就是一副暴发户的嘴脸。什么叫暴发户？那就是，素质低下，没有文凭，却赚了很多钱。
如果你见了山本照，你不妨告诉他：农民不是这样的，现实生活不是这个样子的。农民都不笨，但生活很辛苦。你虽然来自黑土地，但显然早已脱离了你所在的阶级队伍。只有我，我，我张阳阳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虽然披了一道教师的外衣。
其实，为了谋生，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而我们的电视剧，却往往想把一切都趋向于大众化。
比如民国十五年，白杨镇的东门和西门唱起了对台大戏。结果东门的败了下来。东门饰演秦香莲的姑娘叫李挪（其实应该写作“娜”，但我想让大家明白读音），她急了，突然把上衣全部脱了下来，暴露着一对白花花的乳房唱了起来。顿时，西门的观众呼啦一下全涌了过来。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一直到今天，我们那儿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赵家（本地赵楼的戏最好）戏，罗家（本地罗庄的花枪耍的最好，自诩为罗成之后）枪，不胜（意为比不上）挪的光脊梁。
看来孙中山那些解放妇女思想的教育还是蛮有效果的。
时隔六十年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叫《颖河故事》的电视剧，那里面有个吹唢呐的姑娘，因为赛不过男人了，急得把上衣脱了。但她穿着一个红肚兜，实际上只相当于露出两只玉臂。很显然这样的方式没有丝毫的震撼力。
这就是所谓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文学。看到了吗？它只是一只丑陋而笨拙的乌鸦，而真实的世界却是一只金凤凰。
很多时候，我都有这样的体会：很多事情，做了，不如不做。就像文学要去改编现实生活，不如不去改编。比如在我刚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淮州县人民政府斥资数百万发动人民建的“万亩韭菜园”工程刚刚失败。几百万打了水漂，农民的损失更是无法估算。像这样的事情，怎能不让我更加坚信自己的这一观点？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老子的“有用不如无用”的学说还真有一定的道理。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说，你看看，上天什么话也不说，四时照样运行，万物生长不息；上天还需要说什么话吗？我们作为天地间的一粒尘埃，还需要说什么话吗？更不要说去做了。
所以很多个安静下来的夜晚，我都被两种思想折磨着。那就是：既想出名，又想隐居。最后我终于想通了，我应该先想办法出名，至少能够保障我过一种简单的日子，然后再隐居起来，做一个循山隐修士。去哀牢山，中阿山，那阿山。这些上古的山名今天已经在地图上找不到了，但山，还在那里，无言的等待着我。
从小到大，我总是常常做两种梦。一种，是梦见自己在攀援一个很陡峭的悬崖，或者是又窄又陡的楼梯。有时候山崖或楼梯甚至是笔直的。而我，必须爬上去。
这样的梦常常令我醒来后有想哭的感觉。
还有一种梦，就是梦见自己凭空的飞了起来。飞啊飞啊飞啊，飞过平原，飞向大海。而这回，是飞向茫茫的沙漠。你瞧，遍地黄沙轻轻飞过，辽远的天地间背着手走来了一个人。等他走近了，看着他那刚毅的面孔，我想起来了，他是彭久木。我见过他的照片。他在一九八0年带着科考队来到了沙漠腹地罗布泊。他一个人去寻找水，却被罗布泊的流沙埋没了。他曾经在炙热的流沙中同大自然顽强的抗争过，但还是一点点一步步的往下落。直到地下王国的洞天石门轰然中开，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清平祥和的世界：惠风和畅，鸟语花香。街道上绿树成荫店铺林立。男人显得富足而优雅，女人一个个美丽而清纯。
老彭被带到了楼兰的公主如哥那里。如哥的背后站着两个女子，一个叫步非烟，一个叫王娇鸾。她们的名字都曾在世俗的小说中出现过。我不知道如哥会不会把其中的一个嫁作彭久木的妻子。这时如哥的侍卫于德克大声的说道：“远方来的客人，跪下！”
老彭笑道：“远方来的客人？你知道有多远？千年后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下跪的礼节了。”
那些宽厚的楼兰人并没有再逼迫他，而是让他随心所欲的留了下来；他留下来防风固沙，延缓了那个古老王国的灭亡。
而现在，我们竟然在这真假难辨的梦中见面了。
我说：“彭久木老师，是你吗？”
彭久木说：“没有你，谁还会想起我？”
我说：“彭老师，回去吧，文化大革命都不会再发生了。”
彭久木摇了摇头。
我说：“我们要活得轻松点，不要再对过去的伤害耿耿于怀了。你可能还不知道吧，现在农业税都已经全免了，还实现真正的义务教育了呢！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跟我回去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吧！”
彭久木笑了笑，突然又消失了。
唤不回老彭我心里好难过。心情郁闷的时候就让我唱歌吧，长歌当哭，歌以咏志。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我高声的唱道：
公社领导使着硬，驻队干部起着哄；
大队支书下命令，小队会计掂着秤；
自治民警跑的兴，见了粮食只管弄！
第四章：刀尖上跳舞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
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李白
我的班主任职务被组织上撤掉了。
金元高中南北两个校区相隔有一公里。在二000年的秋天，我从南院调到了北院，开始担任班主任。高一，然后高二。仅仅当了两年，到个高三时，就被撤掉了。
原因很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想最大的问题应该是经济问题。
大致说来，敛财的方式有三种。从当上班主任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无师自通的驾轻就熟了。
第一种方式，比如张铁生在中招时只考了440分，想上北院，按规定应该交2860元；如果他或他的父母有一点头脑的话，他们就会找到我，我告诉他们可以少500元。他们感激涕零的交给我2300元，我找到领导，说道说道，1860元就报上名了。你可千万别去找张俊哥老师，张俊哥只会给你便宜二百元。
第二种方式，比如田佩斯中途辍学了，他悄悄的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时另一个乡下高中的学生潘长河想转来，而学校规定转学费是一千五百元；他来到我这里，给我一千元就行了。学校每个级段都有一千多人，领导不可能把每个学生都记住。以后考试时我再找个机会，把田佩斯的名字改成潘长河，这事就算过去了。我们应该给每一个人受教育的机会，不管他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这和我的终极追求并不矛盾，所以在处理这样的事情时我是非常的心安理得。
第三种方式，说起来话长。我在高二负责的是素质班，是由学校最优秀的学生组成的；于是街上有钱有势的人便来通过我找学生，找学生替他们的孩子参加高考。他们的孩子往往不学无术，再上十年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我想，如果这些富家子弟只是高中毕业就到社会上混，他们成为街头混混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倒不如让他们都接受接受大学教育，将来跑到大城市找一份安定的工作老老实实的过日子，估计犯罪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对于我的学生来说，除了能弄点小钱之外，这也是一次参加实战得以锻炼的机会。因为他们只是高二的优秀学生嘛，一般也能考上个不怎么好的大专什么的，极个别的有时也能挂个本科线，客观上也提高了我县的升学率。既然有钱人愿意玩这样的游戏，我们何不奉陪到底？
其实这些事情领导心知肚明。让你捞你就捞，不让你捞你一分钱也捞不成。选择了让你当班主任，自然就会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不去私立学校代课，只要你不拉帮结派和领导对着干，你捞点钱根本就无所谓。只是别太过分了。比如在高二时，我们班统共只有七十多人，我安排了而十多人替考。重温当年的情景，我现在都还有点提心吊胆。
当年梁武帝萧衍怀疑临川王萧宏谋反；因为有人举报说萧宏造屋百间，后房门户紧闭，藏的可能是兵器和仪仗。武帝于是来到了萧宏家喝酒，借着酒劲执意要到后房看一看；萧宏吓得脸都白了，极力的拦阻。武帝更加怀疑，于是砸开了大门，一个屋一个屋的检查。发现全都是金银珠宝，并没有什么兵器和仪仗。武帝心中顿时大悦，亲切的对萧宏说：“老六，你真会过日子啊！”
可见，古往今来的领导都是这样。只要你不造反，别威胁到他的位子，你想怎么贪污都行。
刚刚当班主任时，就有一位叫蒋鸿的老教师告诫我，贪一点没什么，但不要吃独食；上面送一点，请担任本班课的其他老师吃一点，就可以保住万世基业了。现在回头想想，我也真的这样做了。当然，给上司送礼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情；请一些他们认为你理所当然的应该请他们的人吃饭，也是一件很违心的事情。但我还是强作欢颜的做了。可最后，机关算尽，费尽心机，还是被撤了。
现在想想好没意思。或许我本来就不该去当班主任，本来就不该去做这一切。我真的好后悔。这段经历也让我彻底的认清了我自己，那就是，我根本就不是做官的料。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我本来就只是个坐在书斋中静静的写艳情小说的命！
当初，也许是我根本没有把握好赃款的分配比例，给自己留的太多了。
留下的有多少呢？两年的疯狂和冒险加上我以前的积蓄，我买了一套六十平方米的二手楼房，三万四千块。房子虽小，好在是一楼，前面还有一个四十多个平方的小院，可以载几棵蕙草，晒几件衣服。再说，它毕竟结束了我住学校单身宿舍的生涯。每逢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