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明，王相公的才学，实可与孟子相俦，当今皇上又是英明之主，与王相公君臣相得，千古以来，唯刘先主之遇孔明可以相比。」
曾布说得兴起，竟直呼石越的表字，倒似相熟朋友一般，一面又向众人说起王安石的学识。
王安石治《老子》和《孟子》，本是当时有名的大儒，学问自然非比寻常，因此曾布说到精妙之处，颇让众人赞叹不已，只有石越这个现代人，对这些却天生免疫。
自此之后，曾布竟频繁来往于桑府，石越也回访过几次曾府。
二人私交日见亲密，曾布对石越的才华、见识十分佩服，石越却是刻意要从曾布、王安礼等人身上，了解王安石的为人与政见。但是每次长谈，都只能带来更多的失望。
石越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提出关于新法的种种建议，曾布却似乎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已经相当完美，虽然对石越表示赞赏，实际上却毫不重视。
石越装作不经意地说起，变法必然牵涉到多方利益，须审时度势，有时用猛有时用宽，宽猛相济才是上策。
不料，曾布丝毫没意识到，石越是委婉地说，他们推行新法过于「猛」了。
石越又说起如何调和与旧党的关系，让新法顺利推行，曾布却认为，只要用「征诛」之术，学习商鞅的果断与坚持，新法就一定能大行于世；又以为王安石和皇帝君臣相知，根本没有妥协的必要……
石越的心，在一点一点往下沉。
新法的支持者们，似乎普遍有一种神经质的反应──若有人提醒他们要小心奸人，他们马上就怀疑有人意图诬蔑他们，找借口攻击新法；若有人说老百姓认为新法不便，他就说这是「流俗」，不必在意，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若有人说士大夫反对新法，他就说这是「顽固、迂腐、不读书」……总之天下的道理，一定是新党正确。
石越谨慎地判断着──他知道，政治上的选择至关重要。
一次选择错误，终身皆有污点。轻易地投入王安石阵营，将来想反出新党，不仅旧党认为自己反复，新党也会认为自己是叛徒，打击起来，必然更加不遗余力。
石越小心翼翼地伸出自己的触角，猛然发现自己碰上的东西很危险，立刻就机敏地缩了回来。
一个曾布已如此固执于新法的正确，号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又当如何呢？
也许曾布等人，不过是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偏激，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旧党往往针对一些小事情，就极力地扩大化，攻击到新法的全部，而新党由此也变得格外地护短，几乎任何来自新党之外的意见，都听不进去。
如果自己进入新党之中，或者说话就更容易被接受……
但是，石越终于不敢冒这个险。将一切寄托在王安石是否采纳自己的意见这种未知之上，不是石越的性格。
不过，石越也清楚地知道，他现在没有任何对抗王安石的资本。
短期之内，任何激怒王安石的行为，都属于政治自杀。保持中立，回到自己的计划之上，慢慢地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石越在心里不断地提醒自己。
与王安礼的交往，更加坚定了石越的决定。王安礼行事谨慎、顾虑周详、议论明辩，石越也自叹不如，二人谈论古今大事，很是相得。
王安礼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有什么把握做得到？人家毕竟是兄弟！
石越记起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信，信中司马光直言「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明显针对吕惠卿，可是，王安石却置若罔闻。
几十年相交的好友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凭什么能做到？他绝对不敢拿自己的野心，去赌王安石的性格。
石越从此刻意做出一种淡然的样子。
他知道，在古代中国，伦理被强调到了一个过分的高度，在这样的社会，崇高的道德声誉，能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利益，而淡泊功名，则无疑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崇高的道德素质。
石越深深地明白，道德上的声誉，比出色的才学更能够保护自己，并为自己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这一点，甚至许多古人都不明白。
就在之前三十年以内的时间，便有过一个成功的例子。
现在执政的王安石，就是依靠道德声誉与才学声誉，二者互相作用，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才得到当今皇帝的一再超拔。
石越也许已经决定，他将向王安石学习一下成名之道。以他表现出来的才华──虽然依赖的是超出千年的知识积累，但在当时，却已经足够支持他赢得更多的声誉了。
「我需要比王安石做得更出色，因为我不能学他等上三十年。」
此时的石越，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名声，已经传到了皇帝的耳中。
他的确不需要学王安石等上三十年，三月分的殿试的集英殿唱名，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三月壬子，集英殿。
赵顼坐在高高的龙椅上。殿试官、省试官以及宰臣、馆职等一众大臣入殿侍立，八百二十九名正奏名（注十四）举人，则在殿门之外静候着。
唱名仪式庄严、隆重，也有条不紊。
编排官们早已将殿试的试卷，按名次排列在御座的西面。他们将试卷拆封，转送给中书侍郎，中书侍郎与宰相一起对展进呈皇帝。
赵顼亲口宣读了叶祖洽等前三名举子的姓名，站立在阶下的军头司，便紧接着一重一重地传唱出去。
被唱名的举人高声应答，进殿谢恩，然后赵顼亲自询问他们的乡贯生平，给敕赐第，并赐予绿袍、笏，表示他们从此正式成为了大宋的官员。
然后，从四甲起，便转由宰相唱名，举子们也不再进殿谢恩了。
赵顼机械地听着宰相陈升之念着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他挺厌烦这种形式，但是他也知道，这种形式必不可少。读书人需要的，就是这一瞬间的荣耀！
忽然，年轻的皇帝眼中，闪过一丝兴奋之色。
「四甲第八十一名，成都府唐棣──」
「四甲第八十一名，成都府唐棣──」军头司高声喊道，一重一重地传出殿外。
唐棣连忙跪倒，高声应道：「臣唐棣！」
名次排在前面的陈元凤，充满优越感地望了唐棣一眼，忽然，殿中传来了出人意料的声音：「宣唐棣、李敦敏、柴贵友、柴贵谊入殿觐见！」
数千道艳羡的目光，一齐聚集在这四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身上，每个人都在心里想着：「这就是《论语正义》的作者吗？」
唐棣等人也想不到皇帝会亲自问起，巨大的荣耀竟让四人慌得手足无措，好不容易才勉强控制住激动的情绪，在万众瞩目中走入集英殿内，叩首跪安。
四人此时绝对不知道，如果嫉妒的目光可以杀人，他们只怕早已被陈元凤的眼神杀死。
赵顼细细打量四人，温声问了乡贯简历，方笑道：「《论语正义》可是诸卿所着？」
唐棣连忙答道：「回陛下，臣等不敢欺瞒，《论语正义》其实是石越一人所着，臣不过编排之功，具名书页，心中实感惭愧。」
「啊？」殿中响起细微的惊讶之声。
《论语正义》由这几个年轻人合着，已经让人不可思议，此时说是一人所写，更是惊世骇俗。除了王安石、苏轼以外，殿中众人无不吃惊。
赵顼连忙追问其中原委。
四人之中，李敦敏答对最为机敏，于是，便由他把前事说明。
一时间，所有人似乎都忘记了，这是在举行着殿试传胪（注十五）大典，集英殿中一片寂静，只听得见李敦敏娓娓而叙：石越如何出现，如何大相国寺相识，如何改进棉纺机、木活字印刷术，如何写《论语正义》……直把赵顼与众大臣，听了个目瞪口呆！
赵顼在御椅上嘴唇微动，喃喃说着什么──只有靠得最近的内侍，才听得清皇帝念叨的，是「奇才」二字！
第二天，王安石去见皇帝时，便在袖子里悄悄放好了一份奏章，他准备推荐石越，参加茂材制科考试（注十六）。
王安石从《论语正义》表露出来的思想、曾布和王安礼对石越的评价、以及唐棣等人的省试、殿试策论分析，认为石越是支持变法的。
虽然曾布说，石越对于新法一直不置可否，但是，王安石很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赵顼的心情似乎不错。王安石一来，他就递过几个奏章给他看，却也都是推荐石越试茂材科，请朝廷特开制科的。
王安石心中不由得泛起几分不悦，这几份奏章分别是陈襄、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所进。
赵顼兴冲冲地说道：「这个石越不过二十多岁，就有这般才学，实在是罕见。
「苏轼说他身世可悯，可是见识与气度，皆为人所不能及。既然依例石越不能参加科举（注十七），那就为他开个特科吧。卿以为如何？」
王安石心中有一种被人拔了头筹的不痛快，不过，既然自己本意也是想举荐的，那也没有必要刻意的反对；只是他骄傲的个性，让他耻居人后，当下淡淡说道：「臣无异议。」袖子里那份折子，自然不用再提。
此时君臣二人，还有更要的事情要谈。
三月分的科举考试中，新党和旧党的明争暗斗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忠实反映了汴京朝政的现实。
自推行新法之后，王安石昔日的好友与支持者，一个接一个地走到他的对立面。
同时，以王安石亲自推荐的御史中丞吕公着为首，监察御史里行（注十八）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孙觉等一大批御史台与谏院官员，屡屡上书，指摘新法的过失。
其中言辞激烈的人，更是将新法贬得一无是处，罪大恶极，对于王安石与枢密副使韩绛一起领导的新法核心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也是深恶痛绝。
只是，御史台与谏院官员批评宰相，就算是当面弹劾，宰相也只能谢罪而已，这已是宋朝的传统。因此王安石也无可奈何，只能交给皇帝处理。
去年王安石曾经用「征诛」之术，把一批敢为仗马之鸣的官员给贬出朝廷，没想到一波方平，一波又起，看来，如果不把御史台彻底控制住，终究是不行。
但是，御史的任命权，却在皇帝手中……
想到这些烦心的事情，王安石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去想石越了。
宣诏的使者来到桑府的时候，桑家上上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