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不才，对《论语》却颇有涉猎，自以为理解颇近于孔圣的本意，我想写一本《论语正义》刊行于世，岂非美事一桩？」
这一番话说出来，桑梓儿不知道厉害倒也罢了，桑充国与唐棣，却是面面相觑。
二人都是读书人，知道读通一经，至少需要五年，但若要精通一经，却可能要一辈子。想要著书立作，写《论语正义》，没有几十年的经学功底，广泛涉猎经史子集，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他们见石越不过二十多岁，居然说出这种大话，怎能不惊？诗词写得好，那只是才气，可是，写《论语正义》需要的，就是学问了。
石越看二人神态，便已知他们心中所想。
他也不多说，只继续说道：「只是我的书法是毅夫、长卿都知道的，所以我需要你们帮助，一来这字还得你们来写，我以口授为主；二来字句有不够典雅处，或者我记忆有误的地方，还要二位帮我纠正过来才好。却不知道毅夫、长卿肯不肯帮我这个忙？」
二人虽然心中将信将疑，却也认为石越高深莫测，既然他开口求助，自是满口答应。
唐棣知道这件事工程浩大，想了一会，又说道：「仅凭我们二人，人手可能不够，我把陈元凤、李敦敏和柴氏兄弟请来帮忙，集六人之力，可能更加容易一点，子明以为如何？」
石越思忖一会，笑道：「便是这个主意。我的这部《正义》，体例和前人略有不同，而且可能要写上一、二十万言，我又想一个月内完成底稿，多几个人也好办事些。
「只是，他们若不愿意来，毅夫你也不要强求。」
唐棣和桑充国听他说「一、二十万言」，几乎吓了一跳，又听他说，要在一个月内完成底稿，更觉匪夷所思。
桑充国叹道：「愚弟本来不信有生而知之者，今见子明兄，才相信古人不曾骗我。」
石越脸上微微一红，心里暗叫一声「惭愧」，想到自己无所顾忌地欺世盗名，实在谈不上什么正人君子，而且还要欺骗这些相信自己的人，更是过意不去。然而自己要做的事情过于艰巨，不能不借助自己千年之后所学到的知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正失神间，却听桑梓儿撒着娇说道：「石哥哥，那我帮你做些什么呀？」
石越本来没有想过给这位大小姐什么差使，但是，既然已经答应她了，也不好反悔，灵机一动，笑道：「有件大事，要妹子帮我做。」
梓儿一听有大事要她做，高兴地问道：「是什么事？快说，我一定帮你。」惹得唐棣和桑充国都不禁莞尔。
石越笑道：「你帮我想一个《论语正义》的封皮出来，要古朴典雅，合乎这本书的身分，如何？」
桑梓儿见不过要她设计个封皮，心里老大不乐意，嘟着嘴说道：「这是什么大事呀。」
石越连哄带骗地笑道：「妹子可别小看这封皮，要做到别出心裁又不失典雅古朴，是很难的事情，你再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个理。
「而且这一本书的封皮，就如同书的脸面和衣着，也是很重要的。」
桑梓儿低着头想了想，似乎觉得石越说得有理，这才破颜笑道：「也是。石哥哥你放心，我做的这个封皮，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计议已定，众人便开始分头行事。
唐棣去请诸人，除陈元凤推脱自己学术不精，要安心读书备考外，李敦敏和柴氏兄弟都欣然前来。
桑充国便禀告了父亲，收拾几间厢房，把李敦敏和柴氏兄弟安置在自己家里住了。
从十月二十六日开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由石越口述为主，唐棣、李敦敏、桑充国分班纂录，最后统由柴氏兄弟撰写定稿。
六人忙了个马不停蹄，终于在计划的时间里，将一部《论语正义》的初稿写出来。
石越因为过分耗费心智，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
这部《论语正义》是以后世钱穆《论语新解》、程树德《论语集释》为基础，由石越回忆写出。整部书虽然杂取二家释义为主，却也颇有一些石越自己的理解与解释。
同时，石越对钱穆的许多现代思想，也做了更委婉的处置，因此公平地说，这部书同时也是石越本人智慧的体现。
当时朱熹尚未出生，这部《论语正义》因为以钱、程二家学说为本，所以，自然也网罗了朱熹以降许多学者的卓见，在当时来说，完全称得上是极具创见的学术著作。
这部书在写前面一半时，唐棣等人还偶尔会问难辩疑，到了后半部，石越越说越熟，五人几乎已经把他当成生而知之的圣人转世了。
石版《论语正义》全篇洋洋二十余万言，是以类似于朱子语录的白话写成，体例仿照钱书，先是集解释义，然后阐叙论语大义。
其书最为独特之处，就是石越在这部书里，采用了一整套标点符号！
石越又与桑充国一起撰写了两个前言，一篇介绍全书的体例与作者的用心，一篇则是倡议采用标点符号，并且详细解释了各种标点符号的用法。
虽然，古代的「者也」之类的语气助词，实际上有标点符号的作用，而且也有简单的标点符号，但是应用并不广泛，甚至还受到一些读书人的抵制。
所以，断句不一引发的歧义，始终存在。
便是这部《论语正义》里，石越对某些话的断句，在其后甚至引发了士林大辩论，较著名的例子，便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历代断句，都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石越用钱穆的断法，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整句话的意义，顿时截然相反！
凭借着《论语正义》巨大的学术声誉，以及类似辩论带来的震撼性影响，标点符号后来很快得到官方的认可，并风行于世。
这部书还有一个小小的附带作用，那就是石越完全确立了自己在唐棣等五人心目中的地位。
对于这部书，还有一个戏剧性的说法。
在《论语正义》尚未正式定稿的时候，这部书的名声，就已经悄悄传开了。
唐棣等人突然消失在举子们的应酬聚会当中，引得举子们打听相问，唯一知道内情的陈元凤，用揶揄的口气回答道：「唐毅夫等人在桑府帮助石越撰写《论语正义》，欲取代何氏《集解》，为天子士子必读之书。」
这个传闻，于是便在京师悄悄地流传开了。
众举子对于这几人如此「不务正业」都表示不解，虽然知道石越的才气，但是听说他二十多岁就想著书立作，还是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他自不量力。
六人闭门写《论语正义》，成为熙宁二年十一月分时，举子们酒席间的一个笑话。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这部「大作」的刊行，以期看到一个更大的笑话。只有极少数人谨慎地相信，石越或者真有过人的才华。
这件事的真伪已不可知，因为事后没有人承认，他们曾经嘲笑过《论语正义》。
当时，唐棣等人完全沉迷编撰之中，他们知道，自己凭借着参加了这本书的创作，就已经足够名留青史了──这种荣誉，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奖赏。
桑俞楚和唐甘夷，一方面筹备着棉纺设备的制作，一方面干脆斥资购下一间雕版印刷作坊，只等全书定稿，就立刻刊印发行。
但在底稿草就之后，石越却迟迟不肯定稿。
这部《论语正义》里，借着对孔子及其门人语录的解释，不仅仅第一次清晰地提出了「民本主义」的概念，而且还提出了「实事求是」、「格物致知」的思想，并且，石越还强调了「逻辑学」（注七）的意义。
对于政治体制，石越无比清楚地提出了权力制衡，以及天子以下人人平等；借助对管子的议论，更提出了文化沙文主义，指出「仁」最大的目标，便是让四夷同沐德化，接受华夏的思想与文化。
他并且数次强调，国家的作用和士大夫的抱负，应当是让所有的民众，全部过上平等而富实的生活！他在书中强调，孔子认为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认为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教育懂得礼义，这是孔子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
可以说，虽然恪于《论语》这本书的内容，石越所表达的有限，但是，对现代的政治思想，他几乎都有或含蓄或清楚的表达，甚至还暗示了天子的设立，是用来为天下万民服务的，而不是用来统治天下万民的。
这部书的内容，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与皇帝共治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气节修养，强调华夷之辨这样的学术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提出了许多的新概念，并且格外地重视了民众的地位与作用。
虽然，这是孟子早就提到过的，而当时自王安石以下──特别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经术派」，对孟子都非常地崇敬，王安石更是以孟子自喻。
但是，毕竟石越的提法更加清晰，因此也格外地显眼。
而在某些事情，例如三年之丧，石越更是提出「贵在心哀，而不在于形式」这样的思想，只怕更是要引起大的讨论。
凭着谨慎的个性，石越在他不能准确地判断形势之前，并不敢轻易抛出这部书来。
他需要这部书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声誉，而不是巨大的争议。新的思想，只能慢慢地提出来，首先必须要让士大夫中的杰出之辈能够接受，这是石越的一个宗旨。
在十二月初，石越请了十几个老先生，来专门审查这部书中是否有犯忌触讳之处。
然后，自己和唐棣等人反复讨论，希望可以把握一下当时代的人对一些事情能够接受的感情底线。
最后终于还是做了一次修改，将如三年之丧之类的内容中，关于批判的部分删掉。
唐棣等人对石越如此持重，几乎是不能理解，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宋仁宗以来，对士大夫格外地优容，而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刚刚开始，并没有波及到他们这些尚未入仕的儒生身上来，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么小心。
李敦敏夸张地说：「此书一出，从此天下学《论语》者，案上必置一本《论语正义》，而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故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正义》。」
他们看到的，只是他们